好医生就是这样“变坏”的

以心换心

好医生就是这样“变坏”的
发表时间：2012-02-13　　　来源：宁波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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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３日出版的《报刊文摘》，登载了一位医生的自述。这位医生２００９年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很快成了山东某三甲医院的肿瘤科医生。他详尽细致的叙述，让我看到了一位原本纯洁的年轻医生，变成利用权力乘人之危的坏医生的全过程。 　　变坏的第一原因，病人的误解。上班第二天，他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老人。看他的影像片子，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没有治疗价值了。再看老人的穿着，家境并不好，更没必要白花钱了。于是他做出决定，建议家属放弃治疗。不料老人不甘心“等死”，把自己的房子卖了３０万元，又到医院求治。老人还向护士长说他医德不行，没本事治病让他回家等死。年底，他接诊了一个患前列腺癌的老干部，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腹腔了。这次他接受了“教训”，什么药贵上什么药，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共花费４０万元，最终还是死了。可是，家属办完后事，竟专门送来锦旗，表扬他“把病人当亲人”云云。两个“不识好歹”的事例，把初出茅庐的他搞晕了。 　　变坏的第二原因，同事的误导。第二年７月，他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觉得有手术必要，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病人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他吃饭，并给了他一个５００元的红包，说“以后你那边有要做手术的病人，就介绍给我，我这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也介绍给你，我们俩可以长期合作”。然后，这个外科医生还以过来人的身份开导他，“肿瘤科的工作流程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来一个癌症病人，先介绍到外科做手术，再转到化疗科化疗、放疗科放疗，等这些科室都赚到钱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去”。果然，以后他接连遇到按这个“流程”流转的好几位癌症病人，不管有没有手术必要，也不管身体经不经得起化疗、放疗，都被折腾得在痛苦中死去。 　　变坏的第三原因，主任的误逼。他上班那年年底，肿瘤科发奖金，平均每人才６００元。主任关上门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入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这个年轻医生，因为他曾经放走过没有治疗必要的癌症病人。 　　当然，上述三个原因在好医生“变坏”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绝对不同。病人（包括家属）因为求生欲望强烈而又缺乏医学知识，他们的误解情有可原。老医生传授歪门邪道，实属不该，科主任的逼迫对年轻医生的压力肯定更大。但是，无论是同事的误导还是主任的误逼，都事出有因，此因就是以钱为唯一尺度的“绩效考核”。科主任既要管业务，又要管收入，全科室人员的奖金多少，与他的“经营水平”直接有关。所以他只能把压力分散到每个有处方权的医生，调动他们赚钱的积极性。如果有处方权的医生个个像“菩萨下凡”，他这个主任也就当不了了。为了科室的也是他自己的利益，只能出此下策：批评好医生，支持坏医生。“恶劣的流程”就是在这种恶劣的考核制度下形成的。 　　绩效考核制是３０多年前最先建立而且坚持至今的好制度。因为它破除了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把劳动者的劳动成果与他们的收入挂钩，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恶果的产生不在考核制度本身，而在于它被不恰当地搬用到了公益性机构身上，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医院的钱多了，国家的负担轻了，医生的道德沦丧了，病人的支出加重了，穷人看不起病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 　　说到这里，很自然想到了邓小平说过的话：“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们的大多数医生，包括刚从学校里出来的新手和行医几十年的老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都把“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看作自己的天职。上面这位刚出校门的研究生，尽管后来也把癌症病人当作可以宰割的“唐僧肉”，但从自述中仍能看出他良心未泯，是唯钱是举的绩效考核把他逼上了邪路。看来，拯救医德，工夫还得用在“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