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刑事诉讼法学界泰斗陈光中——对申诉不止的案件，一定要重新审查

敬畏真实

著名刑诉法教授陈光中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实习生 高培蕾摄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念斌无罪。这个判决，引来举国关注。

    2006年7月，邻家两名儿童中毒身亡，念斌被警方视为有重大嫌疑。此后8年，念斌被4次判处死刑，其中，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予核准念斌死刑，发回重审。

    8月22日，福建高院新闻发言人称，本案除了上诉人念斌的有罪供述外，原判认定被害人中毒原因依据不足，投毒方式依据不确实，毒物来源依据不充分，与上诉人的有罪供述不能相互印证，相关证据矛盾和疑点无法合理解释、排除，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能得出系上诉人念斌作案的唯一结论。

    这不是第一起引发举国关注的冤案。从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到浙江张氏叔侄案，冤案不断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引发人们对冤案何以发生的追问。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此采访了84岁高龄的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剖析冤案生长的土壤和纠正之道。

    陈光中教授曾于1993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托，带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的专家学者，进行国内外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并全程参与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改。

    陈老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在念斌案无罪判决作出后第三天，8月24日，欣然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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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冤案源自“疑罪从轻”

    中国青年报：从浙江叔侄案到福建念斌案，近几年来，屡屡有重大的冤错案件被纠正。在您看来，冤错案件产生的原因有哪些？

    陈光中：这些年来暴露了一些冤案，也公开纠正了一些。冤案产生总的原因，在于理念上的偏差，就是“重打击，轻保护”。“重打击”，就是一旦发现刑事案件，就急于破案。过去还提“限期破案”、“命案必破”。“轻保护”，是在刑事案件里不重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护，在办案过程中，不重视程序正义，不重视权利保护。

    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程序有横向三道关：公安、检察院、法院三家；竖的三道：一审、二审，如果是死刑案件，还有死刑复核。现实是，横的不重制约，重配合，竖的不注意真正地按程序把关。总的来说，是理念的偏差。

    中国青年报：这种理念的偏差，在办案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陈光中：冤案的原因，比较重要的，在我们国家有三大点。一是侦查阶段，搞刑讯逼供和变相刑讯逼供。念斌案中，报道里张燕生律师就说，警方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可以这么说，95%以上冤案是刑讯逼供的结果。警方再根据逼供的结果找证据，找来的证据半真半假。这是最大的一个原因，除非极个别可能亲友之间存在顶替，否则，无罪的人不会无缘无故承认有罪。

    第二个重大原因，是对有罪证据的认定，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刑事诉讼法》要求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得出被告人有罪的关键事实结论，应该达到唯一性。这次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发言人关于念斌案的发言就提到了，案件没有排除合理怀疑，关键证据上没有达到标准。

    再讲第三条原因，就是没有重视辩护意见。有些司法人员总觉得，辩护人是给被告人说好话、找理由的。有些明显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摆出来也不去核实。

    中国青年报：如果说刑讯逼供可能是出于公安部门的破案压力，那么，对于证据的认定，为什么会成为冤案发生的第二大原因？

    陈光中：因为过去特别怕放纵犯罪，这使得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司法机关实行一种潜规则，即“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就是这个案件有一些证据，但综合起来看，证据还存在矛盾，没达到唯一性，定罪证据不够。这种情况下，怕放了犯罪嫌疑人，造成放纵犯罪，就还是判，但量刑上会轻一些。按照案情，该判死刑的，不判死刑，怕杀错了，没法纠正。佘祥林案是这样，浙江张氏叔侄也是这样。尽管1996年《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疑案从无”的原则，但实践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疑罪从轻”的，这实际上是对法律规定的变相歪曲。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案件实际上带有重大冤枉的风险。这么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害怕宣告无罪，对社会、对被害人没法交代。社会上盯着你，如果不是你，那真凶是谁，被害人和家属盯着。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就按“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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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法渎职才追究司法人员责任

    中国青年报：不少冤错案件都历时多年，几经上下，有的得到了纠正，有的还没有，冤案纠正难的原因是什么？

    陈光中：实际上，在冤案中，念斌案8年还不算特别长，河南李怀亮案也是几上几下12年。我认为，念斌这类案件还不是冤案里最难纠正的。因为该案几上几下，始终没有正式生效，这意味着，你总要对这个案子给一个结论。

    冤案是个底线，现在对新的案件，防得更严。新的环境氛围下，有利于作出无罪判决。难的是判决生效的案子，判决一生效，就意味着定案了。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这么说？

    陈光中：已生效的案件被纠正的，绝大多数是发现真凶，或者发现被害人活着回来了。典型的是佘祥林和赵作海案件。有的确实破案，真凶抓到了。这类情况占大多数，因为明摆着办错了，必须纠正。

    至于已经生效、但没有抓到真凶的案子，改判非常难。一旦改判，就涉及到责任问题，公安机关侦查，有没有违法，有没有刑讯？检察机关有没有失职？法院有没有把关不严？另外，还有社会舆论和被害人方面。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判，被害人家属就领着一群人，到法院施压。

    所以，对于那些已在服刑、但申诉不止的犯罪嫌疑人，他们的案件要重新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难度非常之大。

    中国青年报：害怕被追究责任，是否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有关部门不愿意去纠正案件？

    陈光中：现在中央也规定要终身追责，总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要具体分析，否则会造成另外一方面的副作用。打击办案人员积极性，造成纠正更难。

    我认为，不管公检法哪家，你现在的办案技术条件是有限的，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性的，完善的机制会让错案大大减少，但想完全避免，很困难。我们可以要求零错误、零冤案，但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很难做到。

    我认为，只有两种情况，办案人员应该被追责。一种是故意制造冤案，这是枉法。另一种，是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是属于渎职。都是主观上有过错，要追究。

    至于说案件摆在那儿，经过反复研究，出于认知上有偏差，或者后来发现新的情况，就不应该追责。排除合理怀疑的规定，说起来是明确的，但具体到某一个案件，每个人的掌握是不同的。

    中国青年报：过去一些重大案件的定罪判决，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而不是主审法官或合议庭的决定，这是否给纠正和追责带来难度？

    陈光中：原来这种重大案件，有争议判重刑的，都是经过各级法院审委会定的。有时候，法官本人并不主张定罪，但合议庭要服从审委会意见。一般来说，只要法官向审委会实事求是汇报，没有掩盖真相，法官本人是不负责任的。

    纠正错案很重要的一点，是研究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如何正常化。既要配合，又要真正制约，不要搞成联合办案。一参加联合办案就“一锅粥”，一错到底。有时候，公检法三家还联合对付律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里就有一条，法院不再参加公安机关、检察院联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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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降低申诉立案门槛

    中国青年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您觉得如何更好地去纠正冤错案件？

    陈光中：在严防冤案方面，现在做得还算比较好。坚持防止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坚决不提“疑罪从轻、留有余地”。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也强调要正常运行。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平反，过去“留有余地”被判刑的案件，申诉不止的，有一定数量存在。

    这里面包含了放纵犯罪的风险，但不平反，更大的可能是冤枉无辜。有的案子，公安机关不去努力，张氏叔侄是被害人的指甲里发现DNA，发现不对劲了。这种案件有那么多吗？有的确实是无头案没有找到真凶。这种案件，严格按证据确实、充分的原则去审判，不够标准就要纠错，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

    中国青年报：实际操作上，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去推动冤案的平反？

    陈光中：各级法院、检察院应正视这个问题，对申诉不止的案件，一定要重新审查。已生效裁判的申诉立案标准，可以稍微放宽一些。按《刑事诉讼法》的标准，是确有错误的案件，才可以立案。我觉得，条件是不是可以放宽到：有相当大的错误可能性。程序上有严重问题的，也可以启动重新审查。不主动审查，就发现真凶，这毕竟是极少数的情况。

    至少在申诉这块，启动的程序标准应适当放宽些。有些冤案，相关部门瞒着遮着，法律程序启动以后，经过审查，才能知道有没有问题。启动也有震动，毕竟，对一个人的冤枉是天大的，更不要说错杀。

    本报北京8月24日电

    来源：记者 徐霄桐 实习生 高培蕾 《 中国青年报 》（ 2014年08月25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