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姓氏谁做主？ 透视姓名权立法解释

冬雨

　   广东梅州东厢村的一对夫妇，丈夫姓庄，妻子姓钟，为了图吉利想把孩子改姓“黄”。后来在亲戚的劝说下，打消了给孩子改姓的念头。　　
       这样的情形并不鲜见，有人本来姓“李”，成年以后自作主张想把姓拆改为“木子”；有人为了标新立异，让孩子姓“点”，这既不是父母的姓也不是百家姓中的姓；还有人因受他人恩惠，为了感恩希望孩子随恩人姓……
　　子女随父母姓，是天经地义的事，更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伦理秩序的重要体现。然而，除了随父母姓，公民可以选择别的姓氏吗？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民对姓氏的多样化需求也在增加，这种需求并非毫无道理。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不过，公民想在父母姓氏之外选取其他姓氏，公安机关通常不会受理。不受理的依据是婚姻法第22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
　　法律条文相互“打架”，让人们莫衷一是。10月27日，关于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婚姻法第22条的解释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立法机关意图进一步释明法律规定的含义，统一法律适用。
　　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母姓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介绍，实践中，有关部门、学术界和当事人对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婚姻法第22条的理解和执行不尽一致，一些地方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标准也不同，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遇到一些实际困难。“针对现实问题，对法律的相关规定释明含义，是必要的。”
　　立法解释起草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听取了多方面意见。人们普遍认为，公民行使姓名权属于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总的来说，姓氏体现着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公民选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信春鹰表示：第一，姓氏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随父姓或者母姓是我国姓氏文化的重要体现，应当得到良好的传承。第二，在中华姓氏文化演进过程中的相当一段时间，“姓名”中的“姓”还具有“别婚姻”的功能，是血缘关系的标志。公民随父姓或者母姓在我国有深厚的伦理基础，社会普遍遵循。第三，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明确子女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据此，草案明确：公民依法享有姓名权。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轶总体上赞同草案的规定。他强调：“姓名权属于自然人人身权的一种，但‘姓’和‘名’作用不尽相同。‘姓’具有浓厚的身份属性，通常因出身而确定，是家庭血脉延续的标识，体现着家族的传承和认同，是区分此自然人群体与彼自然人群体的依据所在。自然人通常随父姓或母姓，就体现了‘姓’的身份属性。”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陈洁也认为：“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内容都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操作性，而且出台时间较早，不足以解决当下公民在姓氏使用中出现的纠纷。解释草案细化了法律规定，为公民姓氏的决定和使用提供必要的指引，值得称赞。”
　　有正当理由可不随父母姓
　　信春鹰还表示，实践中，也有一些公民因回复祖姓、由他人扶养等原因，在父姓、母姓之外选取姓氏。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法律应当照顾公民在父姓、母姓之外选取姓氏的正当需求。
　　基于此，在规定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母姓的同时，解释草案也明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在父姓和母姓之外选取姓氏：一是选取其他直系长辈血亲的姓氏；二是因由法定扶养人以外的人扶养而选取扶养人姓氏；三是有其他正当理由。此外草案还规定，少数民族公民可以根据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选取姓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孟强说，父母之外的直系长辈血亲，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甚至更高辈分的直系长辈。常见的例子是，男张三入赘女李四家，生子随母姓，起名李五。李五长大结婚生子，想为孩子改回自己的祖姓，根据解释草案就可以给孩子起名为张六。
　　孟强同时指出，我国收养法对合法收养关系作了较为严格的规定，有些爱心人士收养孤儿，可能并不能形成法律意义上的收养关系。而根据解释草案中的第二种情形，被扶养的孩子也可以出于感恩的目的选取扶养他们的人姓氏，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鼓励爱心人士扶养、帮助孤儿。
　　“对选取父母姓氏之外的其他姓氏有条件地放开，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宽容性，适应部分家庭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重名的概率，更有利于户籍管理。”山东省德州市人大代表、陵县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冬梅说。
　　“其他正当理由”须进一步明确
　　在充分肯定解释草案积极意义的同时，不少公众也提出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的意见，焦点集中在“其他正当理由”这一项上。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小川认为，“正当理由”这个提法无法把握，难以操作。
　　“‘正当理由’判断的权力和边界在哪里？由谁把握？现在公民改名主要到公安派出所，是否意味着判断权就给了派出所，他认为正当就正当，认为不正当就不正当。所以应有一个更明确的标准和边界，以便于操作。”陈小川说。
　　最高法院一位法官也指出，“其他正当理由”的表述在审判实践中较难认定。何谓“正当”可能见仁见智，界定并不容易。
　　在孟强看来，“其他正当理由”属于立法技术上的兜底性条款。这一规范性文件本身就定位于立法解释，根据立法法的要求，立法解释是因为“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而做出的，是对现行立法不够清晰的地方进行的解释，所以不宜采用这种过于模糊抽象的表述，否则这一表述本身就需要再进行解释，会出现“针对立法解释的解释”的现象。
　　“过于抽象的规定，在实践中一定会引发争议。极端一点的例子如：一个女孩非常喜欢一位电影明星，因此提出来将姓氏改为该明星的姓，理由是‘我喜欢、我愿意、我有自主决定的权利’，那么这样的理由是否构成正当理由？”孟强表示：“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将何为‘正当理由’的判断权交给司法机关，那还不如直接由最高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来得简单迅捷。”
      （来源：光明日报 记者 王逸吟 殷泓 靳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