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趣] 中国古代断案手段

太阳草

　　实行有罪推定 　　

       中国古代断案也讲证据，证据包括口供、书证、物证、证人证言、检验结论、勘验笔录等。到了宋代，取证的检验和勘验已经被相当重视，法医学也开始成形，宋慈的《洗冤录》、《折狱龟鉴》等法医学名著和案例汇编都相继问世。不过，总的说来，当时科技落后，真正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证据是比较少的，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重视口供。一般情况下，只要有被告口供(招认)，即使没有其他可以印证的证据，就可以定罪结案。  　　

       古代断案，实行纠问制，而且是有罪推定。古代重大刑事案件的侦破，都有严格的期限，限期之内不能破案，官员要受处分。所以，尽快破案，尽快审结，是州县官的动机。因为是有罪推定，一个人只要在案件中成为嫌疑人，就首先推定你是有罪的，除非你自己证明清白，不然，就是罪犯。这种有罪推定对嫌疑人自然极为不利。尤其严重的是，审理案子的法官，很多情况下案子就是自己负责侦破的，为了证明自己办理的案件的正确性，他自然倾向于有罪推定，赶快结案。纠问制与有罪推定加起来，大老爷在大堂上严厉诘问，大堂下皂隶衙役狐假虎威，板子伺候，这样办结的案子，冤案一定不少。 　　

       打板子总数有限制 　　

       因为实行有罪推定，又由于可以仅凭口供定罪，因此，古代断案中刑讯逼供是最常见的手段。在唐宋时期，刑讯逼供受一定的限制，不得滥用。比如唐朝规定，对囚犯的拷打讯问，不得超过三次；打板子的总数，也不得超过200大板；如果打200大板仍然不能得到口供，就只好取保暂放。如果罪犯是怀孕的女犯，则必须等到分娩一百天之后，才能打板子拷问。当然，一般来说，能够挨得住200大板的人，基本上没有。一般的人，几十大板，足以要命。所以，刑讯逼供，打死囚犯，也是难免的；打不死的，受不过痛苦，也没有不招认的；但招了的，却也难保不是因为受苦不过，胡乱招供的。但唐朝规定说，如果拷打致死囚犯，则有关官吏要负刑事责任，“徒两年”。这样也能制约官员的滥用刑讯。不过，经验老到的衙役皂隶对于打板子也有丰富的经验，对怎样的情况能打死，怎样的情况能打出外伤，怎样的情况只有内伤没有一点外伤痕迹，都是非常精通的。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经验，既刑讯逼供录取口供，又不致伤人致死。 　　

       刑讯逼供合法化 　　

       明朝时期，刑讯逼供被合法化了。对于死刑犯、抢劫犯等重型罪犯，明朝的法律规定，必须“严刑拷讯”，其余的则可以“只用鞭扑常刑”。因为刑讯逼供合法化，官长审案，不必再多方搜求证据、分析案情，而是拉到衙门一顿严刑拷打、录下口供，就万事大吉。因此，明朝的官府，常常打得犯人“血肉溃烂，婉转求死不得”，至于是不是冤案，只有青天知道。尤其明朝的特务审判机关，更是使用械、镣、夹棍，凶恶之极。正是由于在专制主义的司法制度中，有罪推定、只重口供、刑讯逼供十分严重，古代官员(尤其到了明清)断案，冤假错案盛行，司法公正难以保证，因此，民间才出现了那么多的对于断案如神、公正无私的包青天、况青天等的呼唤和渴望。在古代文学作品如小说、戏曲中，这类描写是汗牛充栋、数不胜数，这只能是在现实中得不到，到虚构中找补偿的幻想而已。 　　

       另类断案手段

    　当然，并不是说古代官员所断的全是冤假错案。也有一些有经验的官员，通过“另类”的办法，甚至采用诡计，也引出了真正的罪犯，使得案子得以公正处断，甚至赢得神探的美名。宋朝的《折狱龟鉴》就记载了许多这样的案子。其中有个“摸钟辨盗”的故事。建州浦城县知县陈述古是一个廉直的官员。有一次，一个富人失窃，抓捕了一些嫌疑人，但不知道谁是真正的罪犯。陈述古就骗他们说，“某廟有一钟，至灵，能辨盗。”把钟拉到衙门，陈述古又告诉他们，没有偷盗的人，摸钟，钟不会发出声音，真正的贼摸钟，钟就会发出声音。他率领办案人员在大钟前祈祷，然后让人把大钟用帷幕遮起来，在钟体上涂上墨汁。接着，把嫌疑人领过来，让他们站在帷幕前，把手伸进去摸钟。这一切做完后，就把摸过大钟的嫌疑人拉过来，看他们的手。其他人手上都有墨汁，只有一个人的手是白的。于是，这个手上没有沾上墨汁的人，就被断定是真正的罪犯，他也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因为这个人怕摸钟发出响声，没有摸，手自然是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