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条现在八毛一根,过年涨价后就没有跌。天气到三月还是冷得要命,春天不知道在哪里。我递上两块硬币,示意要两根油条。炸油条的姑娘给了我两根油条,找了我两毛钱。 我像狗一样窜进医院的大厅里,到里面就安实了,又暖又干净,出去一趟冻得够呛。躺在市医院的椅子上,心里原谅了那姑娘,本来应该找我四毛,可能她算数不太好,更何况身材油条一般,想想就算了。医院的这排椅子我已经躺了一个月,晚上陪护的躺椅要十五块一晚,贵了些,能买19根不到的油条。老头子的胃癌到晚期了,术后费用大的吓人,请了两天的陪护,被老头子骂走,其实他为了省陪护费。 医院门口烧饼摊的手艺确实不错,一大爷,一姑娘。大爷几乎不说话,姑娘更不说话,但饼厚实,油干净,生意好得不得了,到晚上才收摊。我看看快五点,又窜过去买油条。我递上两块硬币,油条姑娘把最后两根油条给了我,找了我两毛。这回我伸出去的手还是摊着,手掌上仍旧静静地躺着两毛,摊了半分钟。埋头收拾摊子的姑娘总算正眼看了我一眼,然后疑惑地盯了十秒钟。我说,如果没有算错,应该找四毛。我没有说早上你就做错算术题了。脸像大饼一样圆的大爷出来找了我两毛。我紧紧攥着这四毛钱走在孤寂的医院旁林荫道上,现在我觉得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是那么重要。 路旁有个自动取款机,我塞卡进去,显示余额为3024元。大概还能维持两天的医疗费用。我已经辞职,在这个城市我找不到能够照顾我父亲的亲戚,异乡,对于我这样刚刚工作的青年是孤立的。眼前这台取款机里面大概有20—50万的人民币,我很清楚它的结构,因为是我设计的,我苦笑着感叹自己为什么设计得这么严密,撬开来实在太不方便。只得按下退出键退卡回医院。 油条确实很好吃,油条姑娘也不错。可是无论再怎么好吃的油条,天天让你吃,也要倒胃口的。从年前我的一日三餐都是这饼摊的油条,开始是因为好吃,后来因为它便宜。老头子从来没生过病,这次年前来看我,不舒服到医院检查了下,彻底把能在地里把自己当牛使的老爷子撂趴下了。老头迷迷糊糊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地了,就被我骗进了医院动了手术。家里就我们爷俩,以前老头给我当妈,现在轮到我当他女儿了。 今天卡里只剩1682元,ATM机上的数字很震撼,意味深长。意味着老头不得不在动完如此大手术后回老家,意味着我在老去时将不得不面对内心的谴责,意味着老头这些年牛马一般地供我读书只是个美丽的幌子。这次我傻了,买完油条我站在那里,也不吃。因为我吃完它,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所以大脑放缓了我身体所有的动作,风也不觉得冷了,我就像拿着两根油条的雕像矗立在大饼摊前。油条姑娘盯着我,这次她认清她找给我的是四毛,并没有做错算术题。 十多分钟后,油条姑娘已经拿着热毛巾给我擦脸了。本来我就蓬头垢脸了,个把月的医院板凳生活够艰难的,加上此刻泪流满面,所以我必须洗脸。洗脸必须有热毛巾。热毛巾是油条姑娘绞的,当大饼爷把我拉进店铺,问我为什么买了一个月油条,现在杵在那里像根油条的时候。我的那些苦与无助找到了宣泄口。 那天起我掌握了一门活口的营生,炸油条。油条姑娘不光会炸油条,还会做各种小菜。老头的恢复总算不错,每每收了摊油条姑娘总会带上菜来瞧瞧他。大饼爷垫付的医药费大概需要炸三万根油条,我默默地炸着,数着。有天深夜,我累得趴在老头旁边就睡着了,医嘱是半夜十二点要倒尿壶,否则尿路可能会堵塞。等我醒转,看到是油条姑娘在帮父亲换尿壶。 老头子出院回家了。走的那天,我说,我会回来继续炸油条的。大饼爷还是不大说话。油条姑娘说,爸爸早看出你有难处,你看上去不像个计较一毛钱的男人。别回来了,你不是个炸油条炸一辈子的人。 上火车那当口儿,油条姑娘趴着车窗说,其实过完年,油条早涨到九毛了。 列车走过的路基旁已经有了些新嫩的芽头,那些对春天失望的人们不要悲伤,有个人有种东西她永远会在春天里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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