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为贪官辩护的律师们

遗忘的尘埃

       钱列阳

遗忘的尘埃

       许兰亭

遗忘的尘埃

       张青松

遗忘的尘埃

       李肖霖

      随着甚嚣尘上的刘志军案一审判决死缓，而刘志军本人早已放话“无论生死，都不上诉”，此案终于告一段落。作为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尽管在结案后声称，不再谈及刘案的任何细节。但刘案给他本人带来的关注和争议，已经成为他在刑辨生涯里无法抹灭的烙印。　　

       “为贪官辩护”并非钱列阳的专利。与他并称刑辨界“京城四少”的许兰亭、张青松和李肖霖律师，同样曾为不少落马高官辩护。

　　在记者的印象中，钱列阳善辩，许兰亭稳健，张青松睿智，李肖霖果断。尽管“四少”风格迥异，但也能轻易发现他们之间的共同点。

　　他们都曾因帮“坏人”辩护而受到公众的指摘、舆论的质疑。但在他们眼中，这些落马高官与普通当事人并无差异，而他们的辩护宗旨，始终是维护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作为刑辩律师，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操守。而他们也在与各色贪腐官员的接触中，倾听这群曾经手握重权的行政者的心声，洞悉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

　　谁能为高官辩护？

　　从田文昌到高子程，从钱列阳到许兰亭，许多为落马高官辩护过的律师都是京城“名嘴”。在外界看来，要成为贪腐高官“代言人”，必须是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类案子确定辩护律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告人家属委托，一种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许兰亭指出，“指派的话，考虑到这类案子普遍影响力较大，也比较复杂，会找相对有经验，沉稳持重的律师。”

　　刘志军案就是由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指派钱列阳担任辩护律师的。“名气也是代理这类案件的一个因素，毕竟有名望的律师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当事人及公众的疑虑。”钱列阳对记者说。

　　于是，高官职务犯罪类案件逐渐集中到一批为数不多的刑辩律师手上。钱列阳在十年间代理了五十多起官员贪腐案，其中有轰动一时的建国以来第一大卖官案———马德案、原央视总导演赵安案、中国农发银行原副行长于大路案、农业部农垦局原副局长丁力案等。

　　而在许兰亭代理的这类案件中，涉案官员级别达到省部级以上的就有六七件，他的当事人包括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胡楚寿等。

　　“从村主任到副部长，我接过的官员职务犯罪案可能有上百起。”张青松说，变成贪腐案件“专业户”，并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就有这么多人找上门来了。

　　在他接手的案子中，家属委托的占大多数。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则是通过熟人介绍，还有的会接触多名律师，最后从中筛选。

　　“官员家属对律师的要求普遍比较高，”许兰亭说，经验丰富、有责任心、有名气基本上是共同标准。

　　除了家属，落马官员自己也会对律师有所判定。“大多数官员都极其精明，能够很快地从交谈中辨认出律师的业务水平，如果辩护人的理解力和眼界达不到期许，他很快就不用你了。”张青松说：“没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根本对付不了他们。”

　　而接手这类案件，并非如外界人士所想象的能“大赚一笔”。“指派的情况下，约等于做义工，基本都是自己贴钱，委托的也不比普通案件的诉讼费高。”钱列阳对记者透露。

　　“你想，官员因贪腐涉案，财产一般都被查封了，家属哪来那么多钱请律师。就算有钱，也不敢拿出来啊。”北京一名资深刑辩律师告诉记者。

　　在许兰亭看来，替高官辩护，收益并不是重点。“大多数刑辨律师之所以接这类案件，多半是因为对案件的兴趣。毕竟能够为高官辩护的机会并不多，能从中获得宝贵的阅历和经验。”

　　家属选律师：低调为先

　　２０１３年１月，媒体从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确认，该所李贵方、王兆峰两名律师受聘为薄熙来担当辩护。前两位政治局委员情形相似，陈希同的律师王耀庭和陈良宇的律师高子程，都是由家属自行委托，而非法院指定。

　　５１岁的高子程是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他有一个著名的前同事李庄。２０１０年，高子程和陈有西在重庆为李庄做了一场著名的辩护。其他时候，很少在媒体上看到他的名字，但当他辩护过的案件被罗列出来时，有人在网上说，简直就是一幅“贪官救援图”。

　　自１９９９年起高子程辩护过的高官有：交通部原副部长郑光迪、建行总行原行长张恩照、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等，而最高级别的则当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

　　２００６年９月，中共中央决定免去陈良宇党内一切职务。２００７年７月陈良宇被开除党籍公职，移送司法机关。两个月后，高子程在办公室接到了陈良宇夫人的电话。

　　这位自称是陈良宇妻子的女士在电话中询问高子程是否愿意为陈良宇辩护。“我当时几乎不相信，以为是哪个朋友跟我开玩笑。”但对方听上去很平静，不像说假话。高子程决定让她来北京面谈。

　　２００７年的秋天，高子程在办公室见到了陈良宇的夫人黄毅玲。

　　陈妻见到高子程时坦言，陈出事后，上海方面推荐过很多律师，也有人毛遂自荐。但她更看重律师的低调，对隐私的保护，然后是业务水平。高子程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个委托。他对记者说，主要是认为有辩护的空间和把握。

　　“名嘴”的技术活

　　不过，与落马官员打交道，尤其是为一些级别显著的高官辩护，绝对是一项技术活。

　　“首先要不卑不亢，从人格上尊重他们，这是取得他们信任的基础。”许兰亭总结多年来的经验称，“另外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与案情无关的，哪怕外界有再多传言，也不去过问。”

　　“有的官员兴趣爱好很广泛，比如对历史或者人物传记感兴趣，可以陪他聊一聊，建立良好的沟通。”

　　钱列阳与刘志军的交流，就是从历史人物开始。二人从胡适谈到傅斯年，刘志军还向钱列阳推荐了《南渡北归》，钱藉由阅读这套书尝试着接近刘志军的内心世界。

　　张青松律师则擅长从当事人家属方面着手。“第一次会见前，可以先问问家属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平时是什么处事风格，以便找到和其谈话的切入点。”

　　有的官员在落马后非常悲观，完全放弃辩护，不愿谈及案情，倒愿意拉拉家常。也有官员死活不认罪，一定要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两种极端都考验着辩护人的耐力和智慧。

　　“有官员跟我说，钱我是收了，但那是礼尚往来，不属于犯罪。”许兰亭说，“这种时候，我会跟他分析，按照法律你这是可以定受贿罪的，要反复跟他们解释。当然，如果当事人提出的问题本身存在争议，当事人的意见有理由有根据，我也会支持。”

　　很多律师都提及，多数落马官员在任上时就脾气火爆，个性张扬。

　　“进去以后，他们很快会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牛。不过，也有执迷不悟的，这就需要律师去点醒他，必要的时候还要镇住他。”

　　张青松向记者回忆一起印象颇深的案子。涉案官员是济南某开发区的一名副厅级干部，此人落马前就肝火很旺，在看守所里也积习不改，甚至一见到律师就拍桌子。

　　“我只能从业务上与他就事论事，想办法镇服他。”张青松说，“经过多次会面，他也逐渐认识到自己并没有那么聪明，也能够认罪。”

　　除了与当事人的沟通能力，这类案件的辩护律师还有一个容易招来质疑的问题：外界普遍认为，高官落马，大部分都案情清楚、证据确凿，有无律师或谁来辩护，影响不大。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业内人士都明白，这类案件虽然辩护空间相对较小，但并非没有辩护空间。”许兰亭解释道，“罪轻辩护也是一种成功。比如可能判死刑的判了死缓或者无期，可能判无期的最后判了有期，这里面肯定有律师的作用。”

　　他提及最近刚办完的原广东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一案。“这个案子我们在受贿罪的金额认定上提出了异议，事实是罗把一部分钱借给了一个老板，并收取利息。起初控方认为这部分利息算受贿，后来经过我们的据理力争，法院认定不构成受贿。”

　　“罗荫国案最后判了死缓，并且没有上诉。所以即便是定同样的罪名，罪行的轻重、数额的大小还是会有很大区别，也会影响到最后的量刑，这就是律师的可辩空间，怎么能说律师无用呢？”

　　与贪官们的往事

　　张青松给记者讲了一个真实的事件。“陈兴銮（原山东东营市副市长）那个案子我记忆犹新。当时他一审被判了死刑，二审找到我。我看了材料，觉得判死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陈兴銮在一审中对部分指控一直不肯认罪。他跟我说，一开始很多人给他送钱，他从来不收，甚至送钱的人放下钱撒腿就跑，他从窗户给扔出去。结果后来他发现工作完全无法开展，没人配合。于是以后有人送钱，他就用一个信封装好，写上名字，放在保险箱里，从来没去动过。我听了他的故事，其实很动容，但是我告诉他，你说这些我可以相信，但是别人会不会信？不论如何，这２１００多万元财物从你家抱出来，那就可以认定受贿罪。”

　　“后来我劝他认了罪，鉴于认罪态度好，赃款赃物也全部追回，二审改判了死缓。”张青松说，不少当事人都会对律师说起自己的无奈，有的甚至从小时候的经历说起。在贪腐方面，大多官员都经历了从坚决拒绝到半推半就，最后坦然接受的过程。
　　“他们也会剖析自己的内心，很多人到落马之后才顿悟，我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多钱，为什么要犯法？！”许兰亭告诉记者。

　　而在审判阶段，大部分官员对贪腐事实都供认不讳。不过，他们也有执拗的一面，抱有一种“是我的就认，不是我的坚决不认”的坚持。

　　张青松在代理原云南楚雄州州长杨红卫一案时就曾遇到这种状况。“当时他只认受贿罪，对滥用职权罪则坚决不认。我们几个律师经过论证，认为受贿罪认定的好几笔金额都有争议，想给他打掉，没想到他说，这个你们律师去辩吧，我无所谓。”

　　贪官的人权

　　高官受审往往容易受到各方关注，而其辩护律师也因此可能被推上风口浪尖。钱列阳此前就曾说，“如果刘志军死了，我会被骂无能；如果没死，我会被老百姓骂。”

　　而张青松认为，贪腐案件的关注度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官员级别的高低。比如杨达才、雷政富等人，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他们的落马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或者“出线比较精彩”。

　　涉案官员越炙手可热，辩护律师就越容易被“拷问”职业道德。公众往往会抛出“为什么要为坏人辩护？”“律师应该坚持公平正义还是为贪腐开脱？”这样的问题。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会构成职业辩护人的困扰。“落马官员也有人权，为他们辩护是天经地义的。”许兰亭认为，作为涉案官员的辩护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使其权益得到最大化，这就是公平正义。

　　“人们常常会有两套标准，第一套是人人都有辩护权，这个没人会否认；但第二套是专门用在刘志军、雷政富、李昌奎这类人身上的，他们就不该有辩护权。有时候我们渴望回到野蛮，有时候又想追求文明，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辩护其实就是一种司法文明的体现，它是人类作为一个有爱群体的表现———我们不能对自己的同类采取野蛮的手段。”张青松如是说。

　　他还认为，公众对于贪官的愤怒情绪，有一部分缘于信息的片面化。“司法的神秘主义，是一种很古老的树立权威的方法，但是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

　　据《廉政瞭望》

       来源：东南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