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读《水浒传》,常自问:“梁山泊里忠义堂上的交椅,究竟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深入地探讨一番,发现所谓的交椅,虽然不过是折叠椅或者马札之流,但在中国,却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因为,它是一种有着久远历史的器物,更有甚者,它还是等级社会里体现地位的象征物。
所以,人们常说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的那个“把”字,其实与“手”并不搭界。确切地说,倒是与谁坐第一把椅子,谁坐第二把椅子的“把”字相关连。因此,在中国,这种交椅“情结”,也是弄得很多排排坐、吃果果的大人先生们,辗转反侧,不安于位,上下左右,坐卧不宁,甚至成为性命交关的事情。
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如此说:“交木两支。如交椅之称。胡床,即交椅。”
于是,我们知道交椅,也就是胡床。在汉唐时,凡从西域引进的物品,均冠以“胡”字,与明清时,从海外引进的舶来品,均加一“洋”字,是同样的道理。古代中国,没有交椅这一说,那时的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均席地而坐,或跪或跽或盘腿或打坐,至少在唐代以前,中国人的屁股底下用不着座椅这类器物。这种遗风。至今仍可从日本人使用榻榻米的习惯看出来。
因此,胡床或者交椅,肯定是随着境外游牧民族的金戈铁马,大举南下,他们的穹庐毡幕,羊酪胡床之类,也渐及中原,这才盛行河洛的。记魏晋间事的《世说新语》,也可看到当时就有了胡床这样的外来事物。“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侵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桓此时已是京城洛阳的卫戍部队司令,一位有官有位的大人物,王即王羲之的儿子猷,世家子弟,风流名士,也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大文人。王提出来这个不免荒诞的要求。桓不但不生气,不见怪,也无所谓丢架子,立马走下车来.坐在胡床上,一口气连吹了三支曲子。全部过程,桓子野未说一句话,吹完笛后,抬屁股就走,王子猷如醉如痴地听了以后,也没有说一声谢谢。这种魏晋风流,真令后入神往。
《三国志》裴注引《曹瞒传》,也提到了胡床:“公将过河,前队适过,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这就是曹操差点送命那场潼关之战,他也是由于太成功而骄傲,太得意而忘形,压根儿觉得西凉马超,不是他的对手,没有放在眼里,甚至到马超策马跃枪,杀至眼前,还在胡床上歇脚,准备赋诗一首呢!
胡人用胡床,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游牧部落,多逐水草而居,经常迁徙,将座椅制成折叠式的,自是为了携带的方便。二是处在奴隶社会里的胡人,民智未开,进化较晚,而统治者要向被统治者体现他的尊严,办法不多。不如已进入封建社会里的汉族,为显示帝王的至高无上,儒家的狗头军师如叔孙通之流,不知订出了多少王朝法令、皇家礼仪,体现等级森严的制度,令人诚惶诚恐。但这一套繁文缛节的名堂,即使教给当时还在茹毛饮血的牧民,也未必学得来,学得会。所以,少数民族的头人、可汗,单于、渠首,坐在高人一头的胡床上,让牧民们匍伏在地下,便是容易实行的,显示高高在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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