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昭昭人可欺心不可欺律法公正还我家一个公道

默莫 · 发表于 2019-7-11 20:36:42

我是宁海县跃龙街道溪南许村村民，2019年5月1日，我母亲因被人打伤（事发经过:我母亲在村里经营一家小卖部，平常经常有村民由于不在家便会让快递公司的把快递临时放在我家.事发当日,我母亲刚好在家门口干活，当时家里的门是虚掩着的，随后便有人跟我母亲说有人进到我家里去了，我母亲以为是来买东西的就回到家里了，便看到一个年轻人（此人是宁海县石舌章人名字叫章宁洋与其父母一起租住在我们村）站在小卖部的柜台前，我母亲便问他需要买什么东西，对方当时态度就很恶劣说:我不买东西，我拿快递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母亲当时也没跟他计较就跟他说那你拿快递快点，我外面还急着有活要干，随后就走出门口了，对方当时火气就上来了并追出门口对我母亲进行谩骂，我母亲就说了一句你这个年轻人怎么可以骂人，对方当时便一拳把我母亲打倒在地，随后骑着摩托车逃逸了）我母亲当时便倒地无法自行站立报警后被送往医院急诊（当时接警的是宁海县跃龙派出所的民警）到医院做了腿部和胸口处的检查，当天医院检查报告显示左腿髌骨粉碎性骨折，期间胸部一直感觉不适。当时报警后出警民警告知我们等我母亲医院检查完了就去派出所做个笔录，由于当时我母亲已经因伤住院，行动不便，我便联系派出所民警是否可以让民警去医院把笔录做一下，派出所同意来医院做笔录，来派出所做笔录的民警是田晓鹏警官，这位民警在给我母亲做笔录时数次言语引导说我母亲是被对方推到的而不是一拳打倒的，并且在做笔录过程中，用于执法记录的执法记录仪一会开一会关，作为一个执法者，给受害人做笔录，执法记录仪应该是全程开启的，为什么要一开一关呢？大概一星期左右，田警官将整理好的笔录到医院让我母亲签字，但笔录中的内容跟我母亲所述口供内容不符1.我母亲说是被“打”，口供中所述是被“推”；2.发生时间是5月1日下午“两点多”，而口供中却是下午“五点多”。母亲提出异议，该民警说这都没什么关系。在此我想问，口供不就是要求真实，实事求是吗？我们向宁海县跃龙派出所反应问题，派出所回答我们“田警官是新来的，不怎么会问问题”。更让人气愤的事打人者家属仗着自己在派出所认识人，态度蛮横，嚣张跋扈，对我母亲的伤势不闻不顾，并且到处散布谣言说我母亲腿本来就是瘸的并指使其朋友溪南许村村民许振标到我们家对我母亲进行威胁！该村民还对我母亲说，是跃龙派出所一名高层跟他儿子说，让他来我母亲这里说这件事双方都有错，就这么了了。他口中的高层是不是就是他们的“保护伞”，所以他们才一直这么无所谓。
      住院的一个星期里，我母亲胸口一直不舒服，医院便安排了检查，肋骨三维重建检查显示左侧肋骨2至6根肋骨骨折，而当地派出所一直已伤情不能定性为由一直没有立案处理，期间胸口肋骨三位重建一共拍片三次，最后一次三维重建拍片时间为2019年6月15日，据事发已经过去一个半月。在第一次做三维重建得知肋骨骨折后，我们将此事告知派出所，派出所田警官再次到医院做笔录，他问“肋骨骨折，为什么当时不说？”想问这位警官，如果我们当时知道，会隐瞒骨折这个事情吗？这可是对我们有利的证据呀。
      期间要求派出所安排验伤，第一次派出所带去法医处验伤，葛法医以胸口肋骨骨折不会一次动作造成5根肋骨为由，不给验伤，当时原话是：一拳打去不可能断这么多肋骨的。（我母亲5月1日一直到出院5月21日期间，一直没有离开过医院，葛法医的话让我们不得其解。
之后第二次派出所带去验伤是2019年6月27日，当时换了一个姓朱的法医，朱法医当时就说现在还验不了伤要等一年后腿部植入的钢钉取出来之后才可以验伤，而对于胸口肋骨的骨折不能单独验，必须要等腿部的伤一起验，我们当即表示不同意，要求现在马上验伤，交涉后由派出所给我们制作一份要求现在验伤的笔录，由派出所出面去当时治疗所在的医院将住院期间的检查报告和拍的影像资料以光盘的形式提交给法医，之后等了一个星期未见派出所有答复于是便向派出所办案民警咨询，被告知法医说肋骨骨折存在异议：一次动作不会造成两处位置骨折，即同时造成腿部和胸部肋骨骨折，对此我当时就表示有异议，提出当一个人被人以暴力的方式击打左胸口的位置，人体当时应该呈现的状态会是向左后方跌倒导致左腿左侧膝盖着地引起骨折，，更何况打人的人还接受过多年的搏击训练，之前还是当兵的，是完全有可能把一个60多岁并患有骨质疏松的老人暴力击打致伤。（听他母亲说，在事发前刚骂过他，本来是一起回家的，他生气自己先回家。）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怀疑当时他是带着负面情绪的。
      2019年7月8日，我家再次打电话询问办案民警伤情鉴定进展，被告知接案的朱法医去参加单位安排的疗休养了，那就意味着法医鉴定人在接案后十个工作日内没有办法将&lt;&lt;法医鉴定书&gt;&gt;向办案单位送出。办案民警便跟我们说明天他去向派出所领导汇报这个情况。然后在下班之前给我们答复。
      2019年7月9日下午，派出所办案民警通知让我母亲去派出所再做一份笔录。
      2019年7月10早上，由于我母亲行动不便，而我们几个子女也忙于工作抽不出时间，派出所方面便安排了两个人到我家把我母亲接到派出所，因为我母亲文化水平近乎文盲，我又抽空赶到派出所，笔录内容与第一次我母亲去派出所做笔录内容大致相同。我只希望在公正的法律面前派出所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给出一个处理的意见，更何况现在正值扫黑打恶阶段，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