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沙龙] 中国古代的证据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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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疑惟轻、罪疑从去与罪疑从赎　　

       罪疑惟轻指证据有疑问时从轻论断；罪疑从去指证据有疑问时不予追究；罪疑从赎指证据有疑问时可以赎免。《尚书·大禹谟》有“罪疑惟轻”的说法，但《大禹谟》系后人追记之作，不可信。《尚书·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说明周代已确立“罪疑从赦”的原则。《礼记·王制》亦云：“疑狱，氾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可与《吕刑》参证。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的材料看，尚未发现秦时有“罪疑惟轻”或“罪疑从赦”的法律规定，汉代法律中应该已确立了“罪疑惟轻”甚至是“罪疑从去”的原则。据《汉书·刑法志》记载，汉高祖七年曾下诏：“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遇疑狱须逐级上报，这是汉高祖时所确立的疑狱奏谳制度。
　　
       张家山汉墓竹简中的《奏谳书》，其中涉及汉初的案例大都属于疑狱奏谳的案例。从《奏谳书》涉及的疑狱案件的处理情况看，虽然不一定是从轻论断(说明法律原则与法律实践是有距离的)，但从传世文献看，“罪疑惟轻”的例证却有不少。如《汉书·刑法志》云：“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颜师古注“罪疑者予民”为“从轻断”。《汉书·于定国传》称于定国“决疑平法，务在哀鰥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这里明确将“罪疑从轻”当成汉代司法官员推崇的一个司法原则。

      《汉书·冯野王传》又云：“罚疑从去，所以慎刑，阙难知也。今释令与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违阙疑从去之意。”“罚疑从去”之“去”，《辞源》解为“除去，抛弃”之意，并引《尚书·大禹谟》“去邪勿疑”为证。“罚疑从去”的意思是说如果适用刑罚有疑问则不予追究，这与今日刑法的“罪疑从无”似乎并无二致。
　　
       至唐代，规定了“罪疑从赎”的原则。唐律《断狱律》规定：“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律文意思是，凡属疑罪，均依所疑之罪交铜赎免。这说明，唐律规定的是“罪疑从赎”的原则，“罪疑从赎”实际上是以钱代刑，当事人未受法律的追究并不意味着其为无罪之人，这比起汉代的“罚疑从去”来显然是一个退步。
　　
       由上述可见，虽然“罪疑惟轻”或“罪疑从赦”的原则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确立，但睡虎地秦律之中似乎并无这方面的规定。汉律规定了“罪疑惟轻”甚至是“罪疑从去”(“罚疑从去”)的原则，反映了一种对待疑罪(证据不确)的人道化态度。唐律规定了“罪疑从赎”的原则，其实质是以钱代刑，相对于汉代的“罚疑从去”，这是一个倒退。
　　
       诬告反坐
　　
       秦时出现了“诬告反坐”的法律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载：“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这是说故意诬告人为“端为”，非故意诬告人为“告不审”，根据秦律规定，对前者的处罚重于后者。《法律答问》又载：“上造甲盗一羊，狱未断，诬人曰盗一猪，论可(何)也？当完城旦。”上造甲因为诬告人盗窃一头猪，结果被处以完城旦的刑罚。《法律答问》另载：“伍人相告，且以辟罪，不审，以所辟罪罪之。”同伍之人以某一罪名诬告人，则以诬告的罪名论处诬告者。
　　
       请再看《法律答问》的如下一段记载：“‘葆子狱未断而诬告人，其罪当刑为隶臣妾，勿刑，行其耐，有(又)系城旦六岁。’可(何)谓‘当刑为隶臣’？有收当耐未断，以当刑隶臣罪诬告人，是为当刑隶臣。”意谓葆子案件尚未判决，葆子又以“当刑为隶臣”之罪诬告他人，对诬告者的处罚是：施加耐刑并被拘系服城旦劳役六年。可见，秦时对诬告者的惩处相当严厉。诬告是以捏造的事实控告他人，其实质是作伪证。因此，“诬告反坐”在证据学上的意义就是对伪证行为的法律阻却。
　　
       秦律对伪证行为的惩治规定也为汉代所继承，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告律》规定：“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这是说，诬告人以死罪，将被处以肉刑黥并服城旦舂的劳役；诬告人以其他罪名则以该罪反坐。《汉书·宣帝纪》亦载：“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反映汉代对诬告行为严惩不贷，即使是八十以上的老人犯诬告罪也不宽贷。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律文称诬告人以死罪者并不是被处以死刑，而是被处以黥为城旦舂，显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诬告反坐”。秦律对诬告人以死罪是如何规定的，目前因材料所限尚不得而知。但从西汉以后的史料看，凡诬告人以死罪的则以死刑反坐。《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载：“国相赵牧以状上，因诬奏恭祠祀恶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请诛之。恭上述自讼。朝廷以其素著行义，令考实，无征，牧坐下狱，会赦免死。”这一材料说明，诬告人以“大逆不道”的死罪，是要被处以死刑的，诬告者赵牧只是逢大赦才侥幸被免去死罪。《晋书·刑法志》称“诬告谋反者反坐”，说明晋代也实行诬告人以死罪则反坐死罪的制度。唐代继承了这一制度。
　　
     《唐律·斗讼律》规定：“诸诬告谋反及大逆者，斩；从者，绞。若事容不审，原情非诬者，上请。若告谋大逆、谋叛不审者，亦如之。”《唐律疏议》解释道：“‘诬告谋反及大逆者’，谓知非反、逆，故欲诬之，首合斩，从合绞。‘若事容不审者’，谓或奉别敕阅兵，或欲修葺宗庙，见阅兵疑是欲反，见修葺宗庙疑为大逆之类，本情初非诬告者，具状上请，听敕。若告谋大逆、谋叛不审。亦合上请，故云‘亦如之’。”律文意谓诬告人谋反或谋大逆的，主犯处斩首刑，从犯处绞刑；如果所告不确实，但根据情理推断不属于诬告的，则上请皇帝裁决；如果所告谋叛、谋大逆不确实但事出有因的，也按“上请”的办法处理。此处有两点需留意：一是凡属诬告人谋反或谋大逆的，首犯从犯一律处死，这符合“诬告反坐”(诬告人死罪则以死罪反坐)的原则；二是告发谋反、谋大逆并不确实，但事出有因，并非诬告的，则上请听候皇帝处理。
　　
     《唐律·斗讼律》又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唐律疏议》解释道：“凡人有嫌，遂相诬告者，准诬罪轻重，反坐告人。‘即纠弹之官’，谓据令应合纠弹者，若有憎恶前人，或朋党亲戚，挟私饰诈，妄作纠弹者，并同‘诬告’之律。”律文意谓凡属诬告人的，均要反坐；即使是负责纠弹的官员，如果受私利私情左右而不如实纠弹者，也如此处理。这说明，无论是官还是民，只要犯了诬告罪，一律反坐，若是死罪则以死罪反坐。可见，唐律将“诬告反坐”的规定细密化与完善化了。从证据学的角度看，“诬告反坐”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伪证行为的法律抑制。
　　
       由上述可见，对诬告者反坐，这是秦、汉、唐律规定的一个基本原则，该原则在本质上是对伪证行为的法律抑制。但就诬告人以死罪来说，汉唐律有所不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规定对诬告人以死罪者的处罚是“黥为城旦舂”，而唐律的规定是对诬告者处以死刑。这说明，封建法律对诬告行为的惩治有日趋严厉的趋势。
　　
       证不言情
　　
       指作证不实，“情”是真实、情实的意思。竹简秦律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证不言情”，但从秦简《封诊式》所谓“毋治(笞)谅(掠)而得人请(情)为上”一语看，当时有类似于“证不言情”的规定似乎可以推知。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将“证不言情”作为一个罪名加以规定，其中《具律》云：“证不言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狱未鞫而更言请(情)者，除。”证，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注为“作证”。律文意谓作证不实，导致出入人罪，如果是入人死罪，则对作证不实者处以黥为城旦舂；如果出入他罪则反坐。假如尚未判决执行，而作证不实者又说出了真实情况，则可免除其刑罚。可见，汉律对“证不言情”与“诬告反坐”的处理基本一样，即除死罪外均反坐。其实，从证据学的角度看，“证不言情”与“诬告”一样，都有作伪证的成分在内。因此可以说，这两个罪名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伪证行为的惩治。《居延新简》中也涉及“证不言情”之律，与《二年律令》相互参证。
　　
      唐律继承了汉代的“证不言情”律，如《诈伪律》规定：“诸证不言情，及译人诈伪，致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译人与同罪。”《唐律疏议》解释说：“‘证不言情’，谓应议、请、减，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并据众证定罪，证人不吐情实，遂令罪有增减；及传译番人之语，令其罪有出入者：‘证人减二等’，谓减所出入罪二等。‘译人与同罪’，若夷人承徒一年，译人云‘承徒二年’，即译人得所加一年徒坐……。”律文意谓凡证人不讲实情，或翻译人员作假，导致当事人罪名与刑罚有出入的，证人根据其所出入的罪减二等处罚，翻译人员与其所出入的罪同等处罚。与汉律相比，唐律对“证不言情”罪的处罚有所减轻，汉律规定出入死罪者黥为城旦舂，而出入其他罪者实行反坐，唐律对其所出入的罪减二等处罚。
　　
       由上述可见，秦律尚无“证不言情”的明确规定，早期汉律《二年律令》开始出现了“证不言情”罪，因作证不实而导致罪有出入，如果出入的是死罪，对该罪的处罚则是“黥为城旦舂”；如果出入的是其他犯罪则反坐；说明当时对作证不实者的处罚相当严厉。唐律也规定了“证不言情”罪，但处罚有所减轻，即按所出入之罪减二等处罚。

       来源：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