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那时黑道风流——杜月笙岂止是一个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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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提交者：小杜城南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一．1．01.



被称作“300年来帮会第一人”的杜月笙，出生于公元1888年8月22日，这一天恰好是农历7月15中元节，也叫鬼节，是一个祭祀祖先的日子。

现场是在上海浦东高桥镇以南大约十里的一个小村子。杜月笙的父亲叫杜文庆，没什么文化，看着天上圆圆的月亮，就给儿子取名叫“月生”，这就是日后威名远播的“海上闻人”杜月笙的本名。

杜家的住处是一座破旧不堪的小平房，村里人管它叫“杜家宅”。杜月笙成名后，有帮闲文人将此宅更名为“杜家花园”，以彰显气派。

这个“花园”虽然狭小破败，夏天不能挡雨，冬天无法遮风，却并非杜文庆独有，而是和其哥哥两家合住，足见其生活之艰苦。

不是一般的艰苦。杜文庆曾在茶馆里当过跑堂，码头上卖过苦力，都难以养家糊口，妻子朱氏不得不靠帮人洗衣服赚点钱补贴家用。为了生活得好一些，杜文庆后来与人合伙到较为繁华的杨树浦开了家米铺，和现在许多小店老板一样，只能凭着没日没夜的劳作，勉强维持生计。所以直到妻子临产，才能赶回家来照顾。

生活所迫，当妻子刚刚可以下地走动自理生活，杜文庆就不得不赶回杨树浦，此时他的长子杜月笙，尚未满月。



杜月笙出生不久上海开始闹旱灾，旱灾刚过，一场连绵几十天的雨水又酿成水灾。当时的整个中国落后贫穷，医疗条件相当差，两场自然灾害下来，高桥四乡瘟疫流行，饿殍遍地，朱夫人只好背着刚满周岁的儿子，赤足走了二十多里，到杨树浦投奔老公去了。

杜文庆勉力撑持的小米铺，断然维持不了一家三口的生活。好在杨树浦一带工业化程度较好，大概正在闹民工荒，朱夫人很容易就在一家丝厂找到了工作。

杜文庆百般不愿意妻子出去打工，一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流行的是男人工作，女人持家，女人抛头露面工作挣钱是件没面子的事；更重要的是，杜月笙刚满周岁，而朱夫人又有了身孕，理应在家静养。可是生活的压力毕竟盖过了生命的尊严，杜文庆最终只能向现实妥协。

朱夫人打工的丝厂，是个血汗工厂，虽然没听说过有工人前赴后继的跳楼自杀，但每天12个小时高强度的劳动，足以让身怀六甲的她累出一身的毛病。结果只工作了几个月，1890年，杜月笙两岁的时候，身体虚弱的母亲早产下一个女婴后，因失血过多不幸去世。

杜文庆实在无法负担两个孩子的生活，只好把女儿送给了一个宁波商人。两岁的杜月笙，从此和亲生妹妹天各一方，再也无缘相见。

后来杜月笙功成名就，曾想尽一切办法寻找这个妹妹，其中包括在报上登寻人启事，奈何找上门来的全是些假冒伪劣。在杜月笙，这是生平一大恨事。



草草将妻子葬在“杜家花园”旁的荒山上后，杜文庆带着杜月笙回到杨树浦，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还得打点小买卖，真是苦不堪言。直到亲戚里混得比较好的堂兄、在十六铺水果店打工的杜阿庆看不过去，张罗着为他续娶了一位张氏为妻，杜家的生活才开始有了一点点转机。

然而好景不长，杜月笙5岁那年，父亲染上风寒，因无钱医治，留下孤儿寡母，撒手人寰。这时的杜月笙已经有点懂事，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命运为什么竟如此残酷。

张氏卖掉小米铺，买了副棺木，将杜文庆葬在了朱夫人墓旁边。随后便带着杜月笙重回杨树浦，租了间小屋，靠卖点米面糕饼，兼帮人洗补衣服，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艰苦的活着。

万幸的是张氏本性善良，一点也不像个后妈的样子，对杜月笙视为己出，百般关照，让他真正感受到了母爱的温暖。

一年后，张氏甚至节衣缩食攒下了一点点钱，送杜月笙去附近瞿老太太办的私塾读书，每个月学费4、5毛钱。可惜随着张氏糕饼铺的难以为继，杜月笙不得已只好放弃学业，这段学生生涯只持续了四个月。

失学后，杜月笙跟着张氏回到了高桥镇老家，生活全靠张氏为邻里洗补衣服挣的微薄收入，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可即使是这样的日子也不能持久，8岁那年，张氏被人贩子拐骗，从此音讯杳无，杜月笙成了彻头彻尾的孤儿。



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好在堂叔、外婆、舅舅家有一顿没一顿的混饭吃，虽然他也尽力帮着做一些杂事，无奈各个亲戚家也都很穷，凭空多个吃饭的人，时间长了难免白眼相向。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两三年，长到十一二岁时，心高气傲的杜月笙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寄人篱下的凄凉，索性浪迹街头，和其他流浪儿一起，或沿街乞讨，或到饭店、茶馆捡吃剩饭剩菜，时间长了，居然结交了一些朋友。

杜月笙骨子里有一种天生的义气因子，这在他的乞讨生涯中即有所显现。每当讨到食物，他都不介意和小伙伴分享，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小伙伴，只要有人受到欺负，他都会招呼大家一拥而上，久而久之，他俨然成为了当地流浪儿的小领袖。

身为小领袖，心尚未比天高却也潜藏凌云之志的杜月笙，绝不满足于仅仅靠乞讨为生，免不了带着小伙伴们时不时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甚至仗着人多，对一些外乡人或回乡客半乞半抢，讨得一些零食零钱，虽然仍不足以保证恒久的温饱，日子却也过得逍遥自在。

逍遥的日子过久了，肚子不饿的时候就难免会感到无聊。因为年纪尚小，饱暖还不至于思淫欲，所以无聊之中，杜月笙迷恋上了赌博。这是他一生的嗜好，只不过最初的时候，他赌得很小。

高桥镇因为地处要冲，来往客商很多，镇上赌棚也很多，生意大多不错。杜月笙先是看热闹，看得多了心就痒痒，于是只要手里有几文钱，就要跑赌棚去下一注，往往是血本无归。偶有赢的时候，他又会很慷慨的请小伙伴们吃碗面之类的，总之输赢都留不下钱。有一次身上没钱赌瘾发作时，他灵机一动把“杜家花园”里父母留下的破铜烂铁破旧家具通通卖掉，换得5毛钱，可惜这笔“巨款”转眼就输了出去。

赌红了眼的这个小孩子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要把祖屋“杜家花园”给卖掉。正寻找买家呢，消息传到了他舅舅朱扬声耳中，舅舅对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外甥离经叛道的败家子行为感到极为愤怒，把他吊起来暴打一顿，直接打消了杜月笙卖祖屋的念头，也打断了他浑浑噩噩的街头岁月。



卖祖屋兼被暴打，使杜月笙这个“败家子”霎时成为街头巷尾都在谈论的笑料级人物，这让他感到很没面子，便决定离开家乡，到上海滩去闯荡。

老家所有的亲戚里，一直以来只有外婆对杜月笙这个外孙最疼爱，虽然外婆也很穷，不能从物质上关照他，杜月笙依然对她充满了敬爱。所以临走前，他谁也没通知，只是来到外婆家告别。

外婆给了他仅有的几毛钱，外加请人写的一封信。信是写给杜月笙十六铺的伯父杜阿庆的，请他对这个孩子多加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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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2.



杜月笙来到十六铺，投奔伯父杜阿庆——其伯母不知道是不是叫阿庆嫂？杜阿庆此时已经升任张恒大水果行的档手（相当于经理），收留下了这个堂侄做学徒。

十六铺是法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区，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地带之一，从外洋与内地运来的洋货、海货、山货大多在这里集散，洋行、商行、货栈、旅馆、大小店铺鳞次栉比，让初来乍到的杜月笙看得眼花缭乱，一天到晚心神不宁，无心工作。

初来乍到的杜月笙连上海话都不会说，只说得一口浦东土话。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也热衷于女人天生的爱好——逛街，因为没钱他并不购物，只是饿了的时候他也进小饭馆吃饭，最爱吃的是德兴馆的糟钵头。大多数的时候，吃完当然只能挂账，过几天饭馆上门讨账，杜阿庆只好付钱。

这个时期，长大了一些的杜月笙，也显现出了好色的本性。水果铺门口有漂亮点的女人经过，他时常会拿起一个烂水果扔过去，调戏并起哄。与此同时，由于慷慨仗义，他还交了不少朋友，不过他慷的都是别人之慨——街上的流氓瘪三没钱吃饭的时候，他经常偷偷从店里拿一些水果送给他们，渐渐的大家就成了朋友。朋友一旦有难，他总是拔刀相助义不容辞。有时候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他能忍着一声不吭，但有时他把别人打伤了，对方偶尔会闹到店里来要求赔偿医药费……

所有这些，搞得杜阿庆不胜其烦，但毕竟是自己的侄子，不好做得太绝情，就把他介绍到宝大水果行去做学徒，并一再叮嘱他要好好做人。



作为学徒，宝大水果行和张恒大一样，都没有薪水，只是每月给2块零花钱。不过杜月笙这次没乱来，干得很认真，帮助老板娘做家务、服侍老板和师兄，以及店里打杂的活，样样做得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加上他善于察言观色，以及与生俱来的热情诚恳，使得他很快就赢得了店里上上下下的好感。不久老板把他调到了柜台上，因为头脑机灵，他干得还真是有声有色。工作期间，他练就了一手削水果的绝技，可以一边和人聊天，一边快速而灵巧的将一个水果的皮均匀的削下，一削到底，绝不断裂，令人叹为观止。

杜月笙尤其擅长削坏掉的莱阳梨，一只烂梨子，经他巧手一削，烂疤一剜，立即变得晶莹剔透，照样能卖个好价钱。很有些客人，主要是些太太小姐，为了欣赏他这两项表演艺术，纷纷到水果行来围观。俗话说“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生活”，随着围观者越来越多，店里的营业额也随之大涨，杜月笙在店里的地位自然水涨船高。

那时候，大家都亲切的叫他“水果月笙”或“莱阳梨”，这两个外号，叫了很多年，一直到后来发达了，才少有人敢再当面这么叫他。



一年后，杜月笙因为工作出色能力出众，被老板提拔去跑街拓展批发业务。重回街头，杜月笙再次迷失在了花花世界，吃喝嫖赌如鱼得水，苦于囊中羞涩，便时不时截留业务款，算是挪用公款吧，不幸很快就被老板发现。这个老板不是他的亲戚，立即毫不留情的将他扫地出门。

失业后的杜月笙再一次流落街头，好在曾经的同事、张恒大水果行的账房黄文祥见他可怜，便将店里一些坏掉的水果、偶尔也夹带一些好的水果低价批给他，让他摆个小摊糊口。从未得到过关爱的杜月笙相当感动，却因为口拙而不知该如何表达，只能说：“文祥哥，有朝一日小弟发达了，一定好好报答你。”黄文祥只是一笑。他哪里想得到，杜月笙日后不仅实现了承诺，而且对他的报答，直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

凭着精湛的独门手艺，杜月笙的水果摊生意兴隆自不在话下，规规矩矩这么干下去，解决温饱直奔小康绝非遥不可及。只是杜月笙爱交朋友，交的还都是些穷朋友，只要他见到有朋友挨饿，就会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常说的就是“拿去吃饭，有钱了再还我。”

这样一来，小康就遥遥无期了。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十六铺一带的小混混，大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个慷慨仗义的水果月笙，纷纷前来结交。杜月笙爱交朋友也会交朋友，热诚之外，他为人处事公私分明，调解纠纷不偏不倚，很快就受到了大家一致的推崇。这样两三年下来，他身边已经聚了几十个小兄弟，这些人里，自然不乏职业混混，但大部分都是各家店铺的小伙计，当然，全是些不安分的人。



杜月笙又要赌博，又要接济手下的弟兄，靠个水果摊无论如何都不够。他倒没考虑过扩大规模、连锁经营之类的招数，反而干脆停掉这项生意，带着小兄弟们干起“抛顶宫”一类的营生。

所谓“顶宫”是江湖黑话，帽子的意思。“抛顶宫”，就是抢帽子。那是个帽子的年代，人们流行戴帽子，越是有钱人越要戴，而且要名牌。所以说抢帽子算是朝阳产业，是个很有前景的行当。顺便说一句，据说绿帽子在当时也颇有市场。

应该说杜月笙有成为能工巧匠的潜质。削水果是一例，抢帽子他同样干得出类拔萃——人群中他只消跟你轻轻一碰，就能把你头上的帽子迅速取走，还没等你反应过来，他回身一扬手，就像马拉多纳踢任意球一样，帽子早已飘过行人头顶，精确的落在二三十米外同伙的手里……

因为杜月笙他们尽可能专挑名牌帽子下手，抢来的帽子既好卖又卖得起价，绝对的叫好又叫座，加上弟兄们平时也兼营一些偷鸡摸狗坑蒙拐骗的勾当，团伙的生活质量顿时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此时的杜月笙，对自己的生活有着知足常乐般的满意。



1908年3月5日，南京路的有轨电车通车。这是整个上海滩的一个特大新闻，之前几天各大报纸连篇累牍的报道早已吊起了所有人的胃口。杜月笙一大早就叫了袁珊宝、马世奇两个最要好的小兄弟一起去看热闹，也想趁着热闹顺便抢几顶漂亮的帽子晚上好好去赌一把，没想到这一去，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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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



一．1．03.



当天一早，从南京路到外滩简直是人山人海，大家都知道公共租界的有轨电车通车典礼将要举行，纷纷从四面八方涌来，一睹为快。

这路有轨电车是英国商人在1905年成立电车公司时就开始筹建的。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才算完工，从现在的西藏路沿着南京路向东铺轨，一直铺到南京东路外滩。

杜月笙他们赶到时，只见一节车顶周围插满万国旗，可坐24人的电车停在轨道上，围观者兴奋的指指点点，但没有一个人敢靠得太近。因为早有谣传“电车，电车，车上有电，乘了触电！”

为了辟谣，英国人想了个好办法，在车厢两面贴上“大众可坐，稳快价廉”的宣传大标语，并请来了几个洋人和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买办乘坐首发电车，就仿佛现在的领导同志在电视上吃黄瓜喝牛奶，图的是让大家放心。

那天应邀的大买办、海上闻人有巨富朱葆三，银行买办、上海滩首届一指的绅商虞洽卿，英美烟草公司买办郑伯昭等几个头面人物。

朱葆三是首任上海总商会会长，英商平和洋行的买办，又个人开设专营洋货的新裕商行，更兼任诸多企业的董事，富甲一方，声名远扬。他的大手笔是曾捐赠舟山路一块空地给公共租界造监狱，即著名的提篮桥监狱；后又捐赠给法租界一条马路，为了表彰他的贡献，法租界公董局将此路命名为“朱葆三路”，是租界里第一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14岁闯荡上海滩，从五金店学徒做起的朱葆三，此时已经是60岁的老人，却显得神采奕奕，着实气度非凡。

虞洽卿后来比朱葆三更有名，此时虽已被尊为“阿德哥”，在朱葆三面前却还是小字辈。40岁的他，正值盛年，意气风发。他登车的时候，人们无不对之议论纷纷，一片艳羡之情。

郑伯昭在烟草行业也是个巨头，只是相比前两者，名气要小一些，但当电车开动，他伸出头来挥挥手，下面同样是欢声雷动，这个场面，让杜月笙羡慕不已。

这次典礼让杜月笙大受刺激，顾不上抢谁的帽子，只是回味着马世奇讲的这三个大人物的发家故事，其中虞洽卿的传奇，更是让他久久难以忘怀。

虞洽卿原名虞和德，浙江镇海人，幼年丧父，靠母亲含辛茹苦抚养大。15岁时经亲戚介绍到上海一家颜料店做学徒，临行时，母亲特地为他做了双新布鞋。当他随着介绍人走到颜料店不远处时，突然天降大雨。舍不得弄脏新鞋，虞洽卿便将它脱下，塞进包袱里，赤足走进店门，不想太过紧张，加上地滑，在门槛外滑了一跤，手脚朝天，屁股落地。老板正待发火，介绍人机灵，忙说：“赤脚财神到！老板你看小老弟这副样子，像不像个金元宝？”一看确实像。老板蓦然想起昨晚做了一个梦：一只大元宝送上门来。顿时大喜，虞洽卿因此不仅谋到一份差事，甚至还得到了老板的宠信。

他也真没辜负老板的关爱。凭着踏实努力，加上头脑灵活，职位一路上升，直至成为店里的小股东。虞洽卿明白十里洋场是洋人说了算，便自费上夜校苦学英文，并刻意与洋人结交，凡是到洋行送货，他都要亲自去，就是为了多认识几个洋人。

功夫不负有心人，27岁那年，他被某德商洋行聘为跑楼（副买办），很快就升为买办，从此展开了他灿烂辉煌的人生……



杜月笙感到很惭愧。想想这三个人尤其是虞洽卿，出身都不比自己好多少，经过自身的不懈奋斗，如今混得连洋人都对他们客客气气。自己已经20岁了，还一天到晚“抛顶宫”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小闹也算不上，实在是心有不甘——我要奋斗，奋斗出个样子来！

杜月笙以虞洽卿为镜，悟出了一个道理：人若想出头，除了努力，还必须得有一个靠山。虞洽卿靠的是洋人，否则一定不会有现在的辉煌，那么自己该靠什么呢？他想来想去，觉得干自己这一行的，最好的靠山或许是青帮。

青帮是一个古老的江湖组织，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来政治色彩渐淡，到清末海运开通后已经基本沦为一个帮会组织。

青帮是以师徒传承为主的纵向式的家族组织，讲究“师徒如父子，同师如弟兄”。体现这两层关系的就是青帮的字辈，辈分越高越牛。祖师爷立下了24个字作为帮内“家谱”，这24个字是：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理，大通悟觉。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大”字辈已经是最高的一辈，所剩的人也不多了。

青帮到底有多牛呢？我们不妨讲一个小故事来做说明。

说是袁世凯称帝之后，腿有残疾的大儿子袁克定和老三袁克良都想当太子，而两人都很防备曾经反对帝制却依然为袁世凯宠爱的老二袁克文。袁世凯生怕有伦常惨剧发生，便示意老二离开北京，云游四海。袁克文挑了父亲曾经的秘书步章五陪同，前往上海。步章五是青帮“大”字辈，建议二公子不如加入青帮，利用江湖势力作自我保护，袁克文欣然同意。后来由当时“大”字辈中最德高望重的张树生“代师收徒”，袁二公子以“大”字辈身份，加入了青帮。

连“皇二子”袁克文危难之时，都会想到加入青帮以自保，那么青帮到底有多牛呢？不问可知。



好了言归正传。话说十六铺一带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流氓叫陈世昌，是青帮“通”字辈人物。陈世昌小名福生，因为年轻的时候每天走街窜巷靠一种套红签子的小赌博游戏为生，所以人们都叫他“套签子福生”。杜月笙和他认识，便想拜他为师，陈世昌很欣赏杜月笙的为人处事，觉得是个可造之材，两人真正是一拍即合。就这样杜月笙成了青帮“悟”字辈一员，辈分很低，但总算是进了门槛。

加入青帮后，杜月笙的生活和事业并没有改观。陈世昌那会儿很忙，他有一个36人的团伙，江湖人称“三十六股党”，主营业务是抢鸦片，这事儿太大，他觉得没法带杜月笙一起干。所以两个人更多的只是师徒名分，师父对徒弟实质性的帮助并不多，但杜月笙没有丝毫抱怨，他相信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自始至终对师父心存感激。

事业陷入停滞期的杜月笙，此时开始认真规划自己的未来。他想来想去自己现在最大的优势和本钱，无非是手底下有一群弟兄，既然如此，那就带着大家大干一场好了。

杜月笙想好了，“抛顶宫”利润丰厚，不能丢，但也不能拘泥于此，要开展多种经营，走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多元化路径主要是传统的坑蒙拐骗偷，这其中自然竞争激烈。另外杜月笙还独辟蹊径，创造性的发明了一种叫做“拉客”的生意。

所谓拉客，就是他们这些混混分散在街头游荡，见有客人到某家店铺购物，就跑到门前招呼引路，等购物完毕，便对店里宣称客人是自己带来的，要求支付佣金。店铺老板当然不肯，向巡捕房报警把他们赶走。于是这群混混就成天在店铺门口打架，让客人不敢上门，老板最终只得上交保护费。

这样挣钱是多了许多，不过杜月笙毕竟志存高远，很快他就不再满足于这些小产业，他的眼光，已经越过街巷，盯上了充满机会的十六铺码头。



十六铺作为当时上海最大的货物集散地，各码头来往的货轮之多不可胜数。恼人的是大货轮驶入黄浦江，往往因为江滩太浅，无法靠岸，只好停在江面，再依靠小驳船卸货。这个过程，蕴含着偷抢货物的巨大机会，偷算是文明的，就连沉船抢货的大案也时有发生。这一行的从业者很多，杜月笙他们算是新手，最开始干得并不熟练，但收获却一点也不小。因为盘子太大，没人在意他们分走的那一杯羹，所以各路流氓倒也其乐融融，互不侵犯。

在此期间，杜月笙展现出了高超的协调能力和组织才能，很快就带出了一支特别能偷、特别能抢、特别能战斗的团队，水果月笙的名头开始在码头上有了一定市场。这时，有一个人注意到了他，这人是另一个团伙的头目，和杜月笙不熟，只是在各路豪杰的聚会上见过几次。

这个人叫张啸林。他和杜月笙的恩怨将纠缠一生。

萍水相逢28

期待续集。

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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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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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4.



张啸林原名张小林，乳名阿虎，后来他发达了衣锦还乡，有杭州当地文人许吾生为他献名，因其生于虎年，故取名为“寅”，号“啸林”，是猛虎啸于山林的意思。虽然较章太炎改“杜月生”为“杜月笙”有所逊色，也算得上得意之作了。

此时的张啸林还叫张小林，只是为了叙述的连贯和方便，我们就叫他“张啸林”吧。

张啸林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小村庄，和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成功人士一样，家境相当贫寒。1897年，张啸林20岁，正是长身体的关键时期，眼看在家乡呆着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上前途，便和哥哥张大林离乡背井，来到杭州，在拱宸桥一带找机会。

张啸林先是进了一家丝织厂打工，成为了当地人称的“机坊鬼儿”。小张读过书，学过武，自视甚高，根本不安心于如此平凡的工作，却热衷于和街头的流氓厮混，打架斗殴、聚赌诈骗，无所不为，搞得最后各丝织厂的老板联合起来不要他。张啸林倒也不在乎，心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恰好此时浙江武备学堂面向全社会招生，张啸林便兴冲冲前往投考。

投考的路上，偶然见到几个流氓欺负兰溪来的考生张载阳，张啸林抱打不平，出手相助，打跑了流氓，算是救了张载阳一命。两人遂结伴前往考场，双双考中，从此结为莫逆之交。

张啸林善于交际，张载阳之外，他专挑家庭背景好的学员交往，很快和周凤岐、夏超等同学成为好友。这几个人日后将成为浙江军政界的风云人物，对张啸林的帮助极大。

可惜张啸林无心学习，交友之外，干的全是吃喝嫖赌的事儿，结果就被学校给开了。小张对此很无所谓，投奔了好友杭州知府衙门的探目李休堂，给老李当跑腿。干了一年多，李休堂被调往合肥，张啸林就回到拱宸桥开了家茶馆，既能挣钱，又能结交各路江湖朋友，干各种鸡鸣狗盗的勾当，不亦乐乎。

到了光绪34年（1908年），张啸林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一举成名。



那年，当过大学士、军机大臣（相当于宰相）的王文韶去世。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何况老王干过宰相？没错，王家有的是钱，大出丧搞得轰轰烈烈，送葬队伍长达数里。其中有一班“滩簧”（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支摇滚乐队吧），由著名江湖艺人陈效沂领头。陈效沂和张啸林是好朋友，每当有这样的好生意都会带上他，有钱大家赚，所以张啸林也在这个长长的出丧队伍里面。

队伍走过黄金商业区清河坊的时候，因为围观者众多，秩序一片混乱，就有人不小心撞倒了一个日本小孩。当时的中国，中国人是二等国民，也可以叫“屁民”，外国人才是人上人。现在居然有中国人撞倒日本人，那还了得？刹那间，各家日本商店里一下子涌出一大堆日本人，拦住队伍，不依不饶。

张啸林早就看不惯日本人的横行霸道，见对方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喊一声“打！”抡起背着的琵琶就往日本人头上砸去。

有了带头大哥，积郁已久的愤懑顿时爆发，众人纷纷拥上来大打出手，日本人哪是对手？只能抱头鼠窜。

等到丧事完成，张啸林觉得还不过瘾，和陈效沂一起邀集了大量“机坊鬼儿”，冲到清河坊、三元坊等商业区，只要是日本人的店铺或住家，就是一阵打砸抢，狠狠的出了一口恶气，也酿出了一场外交风波。

好在当时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刚刚去世不久，大清朝处在双重国丧期间，日本政府没有太过刁难。结果是陈效沂挺身而出，揽下一切责任，被判在运河起点的拱宸桥上，戴上枷锁，示众一个月。

这下子激起了民愤。又是张啸林牵头，杭州人民相约抵制日货，张啸林并扬言，还要收拾日本鬼子。安全起见，中日双方政府达成协议，日本商店及侨民，通通迁回拱宸桥的日租界，杭州城内一时间再见不到一个日本人。这一下，张啸林的金字招牌立起来了。

张啸林的行为得到了颇有势力的洪门大哥杭辛斋的赏识，在方方面面很帮了他些忙。凭借各路关系和交往的众多流氓，加上如日中天的号召力，张啸林组成了一个班底，以陈效沂、翁左青为左膀右臂，渐渐混成了杭州一霸。



有一次在抢地盘的斗殴中，张啸林打死了一个人，在当时，打死人是天大的事，不得了。这事儿虽说让徒弟顶了缸，毕竟还是留下了一个尾巴，随时都可能有大麻烦，这让他感到很烦恼。

恰在此时，季云卿来杭州，邀请杭州戏曲界名角去上海演出。通过陈效沂，张啸林结识了这位大哥，两人一见如故。

季云卿在上海滩英租界即公共租界是个数得上的大流氓，他是青帮的“通”字辈，势力极大。这个名字大家不妨先记下，因为他后面会死，他的死将引出一个精彩的传说。

季云卿办完事离开杭州时，张啸林选了一家高级饭馆为他饯行。吃人嘴短，于是席上季云卿感慨道：“以张兄的才能，窝在杭州混可惜了，上海滩才应该是你的天地呀！”这话张啸林听着很是受用，难免有点动心。

后来命案风声渐紧的时候，张啸林看看情况不对，就真跑上海投奔季老大去了。

季云卿把他介绍到了五马路110号永洋赌场看场子，赌场老板看季云卿的面子，给他最高等级的30元月薪，但干的却是打杂的活。

张啸林闲极无聊，不久就跑到附近他经常光顾的一家叫“兰香阁”的妓院，兼职当门头，看场子，顺便暗中帮着从赌场拉客人过来，就这样，生活丰富了，收入也多了，幸福指数自是直线上升。

当时在妓院里做门头的多数为探警和流氓无赖，主要任务是介绍嫖客上门、与其他妓院竞争，还兼维持本妓院的秩序。张啸林在这方面既有天赋又有经验，干得如鱼得水，乐不思蜀，真正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永洋赌场的老板知道后自然不满，但敢怒不敢言。



自张啸林来兰香阁做门头之后，妓院生意确实红火了许多。每晚永洋赌场的赌客凡想嫖娼的都被张啸林拉了过来，就连有些本不想嫖娼或准备去光顾其他妓院的赌客，都被他给忽悠到了兰香阁。很快，他的兼职收入就从20涨到了30元。

张啸林生财有道，一次他在兰香阁门口看到有跑江湖卖假春药的，价钱很贵，卖得却很好，在一旁仔细观察了几天、学会了其中的门道之后，他也找药店批发了些假药，另外找了家位于五马路的妓院，给老鸨钱雇了个岁数大些的妓女给他当托儿，就在这家妓院门口叫卖，生意相当红火，一月能挣五、六百元。张啸林毕竟没有三头六臂，打不了三份工，索性辞了赌场的活儿，并在兰香阁开了个春药专柜，当然他也绝不会放弃五马路一带的阵地。



有一天张啸林在一马路（南京路）卖药，摊子摆到了屋顶花园（又叫楼外楼）游乐场门口。这个游乐场的主人，名叫黄楚九。

这黄楚九是个人物，他是史玉柱一类的怪才。该怪才出生于浙江余姚，家中世代行医，却只是混个温饱而已。1888年，也就是杜月笙出生那年，16岁的黄楚九，只身闯荡上海滩，包里装的除了梦想，就只剩一本祖上传下来的医药书。这个时候，没有人看好他，除了他自己。他自认为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拨云见日会有时，暂时埋没不需悲”。

小黄找到了熙熙攘攘的城隍庙，见有个楼叫得意楼，觉得这名字吉祥，就在楼前摆了个地摊，卖的是按祖传秘方配置的丹、丸、膏、散。当然，不用问都知道，这些药通通包治百病。小黄口才好，善忽悠，那药丸也多少有点功效，生意越来越好自不在话下。

掘到第一桶金后，黄楚九不再满足于摆地摊，便拿出所有积蓄，再向一个很欣赏他的富孀借了笔款，开了自己的第一家药店——中法大药房。他在注册时向工商部门解释，这个店名是取中国人在法租界开药房之意，着重于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法国人觉得这话中听，就批了。待到敲锣打鼓正式开张时，门上亮出的却是中英文两块大招牌，给人感觉这肯定是一家中法合资的洋行。

苦心经营下，药房生意渐渐兴隆，事无巨细无不亲自过问的黄楚九发了小财，却也落下个小毛病——失眠，连祖传秘方吃了都不管用。有一天有个药剂师朋友在闲聊中了解到他的困扰，随手给他写了张镇静剂的药水配方，配好后吃了两三天，失眠的烦恼竟然一扫而光。

黄楚九精明过人，当即向朋友买断了这张配方，批量生产之前，先请人设计了个新颖别致的瓶子，再亲自取了个新颖别致的名字——艾罗补脑汁。特别在瓶子上注明此药系根据美国医药博士艾罗先生多年研究的配方制成，还煞有介事地配了一幅大胡子犹太人的“艾罗博士”肖像。

1907年，黄楚九35岁，艾罗补脑汁挟“惊人的医药发明”之声势隆重上市，上海各家报纸纷纷刊出大幅广告，脑白金式的营销手段以不可阻挡之势扑面而来，遍地开花，艾罗补脑汁一炮走红，单是中法大药房的门市零售，一天就要卖出数千瓶。黄老板赚了个盆满钵满，好不春风得意。



突然某一天一个年纪轻轻的洋人找上门来，见到黄老板，开门见山道明来意：“我是艾罗博士的儿子约翰艾罗。遵家父遗命，特来讨回艾罗补脑汁的专利权……”

黄楚九是何许人？心知碰到了敲竹杠的老外，正待发作，却心中一动，略一沉思，说道：“艾罗博士去世了？我很难过。”然后话锋一转：“我买断艾罗博士专利的合同和配方，都锁在汇丰银行的保险柜里，这些可以给你看。不过艾罗博士和我相交多年，经常提起几个女儿，从未说他还有个儿子。约翰你知道的，现在骗子太多，虽然我相信你不是冒充，但为了保险起见，不如你跟我去贵国领事馆……”

话未说完，洋骗子早已吓得六神无主，“可能是家父记错了。黄老板不好意思，打扰了！”边说边就想开溜。

黄楚九已经有了一套计划，当然不肯让他走，反而送了他100两银子，然后骗子就感恩戴德的按要求写了一张字据，内容无非是“本人乃已故医学博士艾罗之子约翰艾罗，此番来华，承蒙黄楚九先生顾念旧谊，赠银百两，不胜感谢。艾罗补脑汁和艾罗博士发明之其他新药之专利，都已由黄楚九先生买断。或恐外人不明，特写此据，云云。”

骗子刚写完，黄楚九派人招呼的记者恰好赶到，采访几句，拍了几张照片后，大家尽欢而散。

第二天，报上登出新闻：艾罗博士之子亲临沪上，与黄楚九先生相晤甚欢云云，词真意切，再配上大幅照片，不由得人不信。黄楚九由此展开新一轮宣传攻势，把这个故事讲得尽人皆知——艾罗补脑汁确为洋博士发明，属于世界级名药，而黄楚九先生是此专利的唯一合法持有者。于是乎，诸如“今年过年不送礼，要送就送艾罗汁”一类恶俗而有效的宣传口号越发深入人心，这个艾罗补脑汁就像是IMAX版的《阿凡达》一样，你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黄老板从此由小老板蜕变为大老板，享誉上海滩。



发达了的黄楚九开始进军娱乐业，于1912年开设新舞台，几年后更创办了上海最大的大世界游艺场。当时的大世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迪斯尼游乐场，各种玩乐的把戏应有尽有，门票2毛钱，不算贵，却可以在里面玩一整天，生意好得一塌糊涂。黄楚九觉得这还不过瘾，紧接着又创办了中华电影公司，然后再进军银行业，于1919年创建上海日夜银行，进而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

黄楚九自始至终都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不过偶尔也有嚣张的时候。有一次，京剧大腕谭鑫培应邀来沪，在新舞台演出，被一李姓观众喝了声倒彩，黄楚九大怒，认为是不给自己面子，喝令手下把这位观众带到办公室，打了两耳光。这件仗势欺人的丑事激起了民愤，著名导演、编剧、编辑郑正秋在其主编的《图画剧报》上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看客喝好喝歹，是绝对的自由，哪可喝了一声倒彩，就有挨打之理？”对黄楚九展开口诛笔伐，连日不休，搞得老黄灰头土脸，真正没了面子。



黄楚九一通百通，样样都沾，看到香烟赚钱，他就创办了福昌烟公司，玩的还是营销。

某一天，影响力巨大的《申报》上登出了一整版的套红广告，广告上最大最显眼的，是一只大红蛋，下面的字也不小，写的是“小囡牌，人人爱”。原来这是黄楚九新推出的一款小囡牌香烟，他的促销利器是：向购买小囡牌香烟的消费者赠送红蛋。这则广告，开了上海报纸套色印刷的先河，读者无不感到耳目一新，小囡牌借此赢得了足够的眼球。

不仅如此，黄楚九还在他那游人如织的大世界游乐场，利用各种手段拼命宣传，后来干脆随门票赠送小囡牌一盒，几天下来，这款香烟算是在上海滩真正打响了。

黄楚九此举可谓一石二鸟。首先，烟盒上印的“小囡”，极像英美公司另一款畅销烟“婴孩牌”烟盒上那个大婴孩；另外，小囡牌采用红色包装，乍一看又有点像英美公司的王牌烟“红锡包”，小囡牌渐渐就成长成为一个铁打的名牌，狠狠的挡住了红锡包和婴孩香烟的路。英国人无奈，最后花20万元买下黄楚九一句话——以后永不再生产“小囡牌”。



不再生产香烟的黄楚九，重心又放回了娱乐和医药领域。这天他刚从楼外楼走出来，就看见张啸林在那儿摆摊卖假药，当时脸色就沉了下来。几个跟班一看，冲上去围着张啸林就是一顿暴打，打得差不多了，黄楚九叫过张啸林过来问话，一开口发现竟是浙江老乡，气先就消了一大半，几句话问下来，见这个小老乡既坦诚且伶俐，不免动了怜惜之情。张啸林因祸得福，居然经黄楚九介绍，拜到了樊瑾成门下。

樊瑾成来头很大，是青帮“大”字辈，所以张啸林就成了“通”字辈成员。不过樊瑾成在大字辈里，是混得不太得意的一个，所以开香堂那天人到的不算多。好在张啸林并不在意这些，他要的是名分。

拜师之后，张啸林辞去了妓院的差事，也不再卖春药，他搬到了十六铺东昌渡码头附近，和老头子樊瑾成住在一起。从此，张啸林正式成为东昌渡码头一带的青帮流氓之一。

张啸林敢打善打，也确实有些领袖魅力，又有青帮通字辈的身份，所以愿意和他结交甚至做他弟子的流氓混混很多，很快“张啸林”这三个字就在东昌渡码头乃至十六铺都响亮起来，随着他越打越凶狠，人们开始叫他“张大帅”。

聖保堂

等待消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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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5.



张啸林打出了名，生意就找上了门。

看中张啸林的是来自杭州的一个大锡箔商，跟现在的保护人乌木开泰合作不愉快，就想换一个合作伙伴。他见张啸林纪律严明、讲究信用，而且在码头上势力强大，又是浙江老乡，就找上门来，希望张啸林为他的货物提供保护，他愿意按行规付保护费，双方长期合作。这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张啸林大喜过望，一口应承下来。

接下来就头疼了，源自于幸福的烦恼。这个大商人的商船太大太多，自己能控制的东昌渡码头根本吃不下这笔大买卖，必须得找其它码头的朋友合作。张啸林想来想去，觉得要找一个胆大心细、信誉卓著的合作伙伴，最好还能自己控制得住，那么就还是十六铺码头的杜月笙最靠谱。

这时的张啸林，无论从名气还是实力来看，都远在杜月笙之上，所以当张啸林说起合作，杜月笙多少有点受宠若惊之感。张啸林给的条件是十六铺码头那部分的保护费按四六分账，自己拿四成，杜月笙欣然接受。

商量好之后，杜月笙就带着手下的弟兄把货物引渡到自己这边码头卸货，张啸林言而有信，如数付钱，就这样两个人成了朋友。

可是乌木开泰不干了。这些货本是由他来保护的，哪能便宜了别人？



乌木开泰本名范开泰，因为做乌木生意发了家，故得名，是青帮通字辈。他有个堂弟叫范回春，也是个人物。他老婆史锦绣更是大名鼎鼎——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古往今来，不算小说、笑话里的史进、史湘云、史珍香等虚拟人物，那么除了当代北京富豪史三八，最有名的史姓女名人就应该是这个史锦绣。

史锦绣，江湖人称“强盗锦绣”，名列上海滩黑道“十姊妹”之首，是黄金荣老婆林桂生的大阿姐，所以连大名鼎鼎的黄金荣都得给她面子。

这样一个大人物，是当时的杜月笙无论如何也惹不起的。可惹不起也不行，偏偏这个乌木开泰没调查清楚，不知道张啸林才是主谋，以为是杜月笙一个人干的，带着手下众多流氓就来码头上抢货。杜月笙明知不是对手，却凭着人在货在的信念，率领弟兄们拼死抵抗。

杜月笙手下毕竟多是些混混，没经过大场面，眼看对方一群职业流氓挥舞着棍棒砍刀冲过来，早吓得魂飞魄散，几个回合下来就倒的倒逃的逃，只剩下个杜月笙抡着一条铁棍绝不退缩，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王成一样，坚守着阵地。

杜月笙因为先天严重营养不足，发育得一直不好，身体很瘦，也没多大力气，本不擅长于打架斗殴，完全是凭着一口气撑着。可终究还是寡不敌众，没多一会儿身上就刀伤无数，不省人事了。

乌木开泰一看貌似出了人命，吓得不轻，众流氓顾不上抢货，匆匆离去。货总算保住了。



    杜月笙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床上，张啸林坐在旁边，那是他家。

杜月笙他们械斗的时候，张啸林根本不知道，等他听说那边有两伙人抢码头打起来了，兴高采烈的赶过来看热闹时，才发现地下躺着十几个人，包括一动不动看不出死活的杜月笙。

张啸林把杜月笙背回了自己家里，一路上想想自己闯荡上海滩的艰辛，不由得心中泛起同病相怜之情。为了治好杜月笙的伤病，他延医诊治、精心护理，这一切杜月笙看在眼里，内心充满了感动。

“大哥，我感激你一辈子。”这是他唯一能说的话。



杜月笙伤好之后，自知实力不济，不敢再在码头上混。乌木开泰知道打错了人，也就不再为难他，只是要找张啸林算账。张啸林当时同样惹不起这个大人物，只能躲着，最后是老头子樊瑾成出面，乌木开泰毕竟是晚辈，不能不给面子，这场风波总算是摆平了。



这段时间杜月笙比较消沉，码头丢了，也没心思再像原来那样小打小闹，想想自己二十好几的人了，至今一事无成，不免有些伤感。郁闷无从排遣，只能一天到晚在街头枯坐、闲逛，不知道路在何方。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杜月笙正在街上游荡，迎面碰到一个其貌不扬的半老头儿，一看却是自己的师叔黄振亿。

黄振亿是杜月笙师父陈世昌的同参兄弟，没什么大本事，落魄潦倒了半生，很不招人待见，人称“饭桶阿三”。但杜月笙一向对这个师叔很尊敬，所以虽然心情不好，还是恭恭敬敬打了个招呼：“师叔好！”

黄振亿本就是专门来找杜月笙的。这个“饭桶阿三”其实并不饭桶，至少他有一双识人的慧眼，早看出这个瘦骨嶙峋的后生绝非池中之物。师兄陈世昌也跟他打过招呼，有合适的机会多多关照杜月笙他们几个后辈，现在有个好机会，他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杜月笙。

“月笙，有个好去处，师叔介绍你去好不好？”

“哪里？”杜月笙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有点茫然的问。

“八仙桥同孚里，黄金荣公馆。”黄振亿低声说。

这是一步登天的机遇！杜月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一看黄振亿胸有成竹的表情，再一想这个师叔从不跟后生晚辈乱开玩笑，不由得心跳就加速了。

黄金荣，那可是上海滩所有流氓混混的偶像！黄公馆，那该是怎样的一个圣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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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



黄金荣生于1868年，原籍苏州，出生在上海漕河泾。其父黄炳泉原是在苏州种园地的，有些地产，后被其姑母侵占，就搬到上海住在南市张家弄，这里有几个当捕快差役的邻居，经他们介绍，黄炳泉也当过一段捕快。黄金荣从小顽劣，不爱读书，头脑却很灵活，经常跟捕快叔叔们泡在一起，了解了不少江湖诀窍，为他后来进入法租界巡捕房充当便衣包探打下了一定基础。

黄金荣14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姐弟四人，只依靠母亲邹氏替人洗衣服，根本维持不了生活，母亲就把他送到孟将堂内做些杂活，混口饭吃，过着小和尚一样的打杂生活，因此当地人就叫他“小和尚”。又因为他一脸麻子，所以又被称作“麻皮金荣”。

这么混了两年后，母亲又托人把他介绍到城隍庙的“萃华堂裱画店”做学徒，三年期满又站了两年柜台，月薪从最初的400文钱到2块大洋，只够糊口，谈不上养家。

后来法租界扩充地盘，巡捕房公开招考华人巡捕。就像现在的公务员考试一样，报名者众多，黄金荣本来无论如何也考不上的，所幸邻居陶婆婆看这一家孤儿寡母可怜，就托她在法租界巡捕房当翻译的儿子帮忙，结果黄金荣成了最后被录取的20个幸运儿之一。经过培训，这20人被编为便衣侦缉队，其实就是所谓的“包打听”。陶翻译好人做到底，推荐黄金荣做了领班。

当包打听不久，黄金荣经人介绍，被林家招为上门女婿，住在八仙桥同孚里。太太林桂生为人泼辣，精明能干，对黄金荣的事业帮助极大，所以黄金荣对她服服帖帖，言听计从。林桂生后来也是一个出名的女流氓，名列上海滩十姊妹之一。她没有生育，夫妻俩领养了一子一女，子名福宝，领有童养媳李志清。福宝17岁早逝，李一直守寡未嫁，据说和黄金荣关系暧昧。女名宝宝，嫁给了许家。



黄金荣最初的工作是在十六铺码头一带管理治安，这让他很如鱼得水。原来他在裱画店工作期间，业余时间就经常跑到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不少流氓混混以及青帮分子，在十六铺人头很熟。现在为了工作方便，他进一步有意识的和这些人厮混，在黑道中的关系越来越广，这也使他的破案效率很高，在巡捕房内慢慢就有了威信。而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地痞流氓纷纷团结在他的周围，黄金荣就这么混开了。

黄金荣还常常指使一些流氓混混到商业区的各个商店门口打架滋事捣乱，只要能影响商店的营业，怎么搞怎么好。然后他就带着巡捕前去巡逻，抓几个流氓起来，市面立即就清净了。商店老板不明就里，给他送锦旗的有，私下送钱的有，甚至还有投帖子拜师的。既保了一方平安挣了面子，又赚了保护费捞了实惠，日子过得好不快活。

不过真正让黄金荣一举成名一步登天的，还是他凭本事化解了姚主教绑架案。这个事儿，说来就话长了。



姚主教是法国的天主教神父，和法国驻沪总领事、巡捕房总巡等都是好朋友，是上海法租界的头面人物。一次为了传教，他坐火车去天津开办教堂，行至山东临城时，被军阀张宗昌手下的部队给绑架了，被绑到乡下关起来。按照惯例，绑匪会先冷处理，等利益相关人急不可耐时，再开出天价赎金。当然这个过程中，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可能发生。

姚主教遭绑架，连法国都给震动了，法国驻沪总领事勒令巡捕房立即破案，务必将人救出来。奈何他们连绑匪是谁都不知道，到哪儿去想办法呢？只能高价悬赏：凡通报姚主教下落并属实者，奖3000元；如能救出，则重奖10000元。这个奖太重了，一下子就吸引住了黄金荣，他更本能的意识到，这是个升官的绝好机会，一定要抓住。

可惜想尽办法也没找到一点线索。黄金荣并不气馁，他一个人跑到城隍庙烧香许愿，一旦他破案立功，青云直上，定将整修城隍大殿，装塑城隍金身。后来飞黄腾达了，黄金荣果然不负承诺，和杜月笙一起，重建了整个城隍庙。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话说有一天，吴佩孚部下一个叫韩荣浦的后勤副官到上海来买东西，身上带的100块钱在火车站被偷了。

那时的100元不是个小数，韩副官实在是丢不起，就跑到巡捕房报案。黄金荣听说失主来自天津，便找来韩副官，抱着侥幸的心理向他打听姚主教被绑架之事。

当时吴佩孚和张宗昌都有部队驻扎在天津附近，双方官兵之间多有来往，韩副官对此事恰好有所耳闻，当即告诉黄金荣法国人在山东临城，具体的情况也不难打听到。黄金荣大喜，爱财如命的他毫不犹豫的给了韩副官150元，请他去临城打听人质具体藏在何处，一旦有确切消息，将再奖500元。

这个对韩副官来说一点不难，再次和黄金荣碰头，就开始商量赎票的事了。为了怕对方漫天要价，黄金荣叮嘱韩副官绕过部队的军官，直接买通乡下的看守人员。

黄金荣向巡捕房支领了2000元，自己留下500，剩下500是韩副官的辛苦费，1000是买通看守人员的经费，并承诺等时机成熟，黄金荣到现场救人时，再付2000尾款，作为这些看守人员跑路的费用。对韩副官当然另有重谢。

等韩副官把一切搞定，黄金荣带着几十个便衣化装成张宗昌部队的官兵，轻而易举的就把姚主教救回了上海，前后一共只花了几千元。

这个功立得太大了，巡捕房深感人才难得，给予重奖之外，破格将黄金荣连升数级，提升他为总探长，并专门派了八个安南（也就是越南）巡捕作为他的保镖。在巡捕房，安南巡捕的地位高于华人巡捕，随时跟着几个官派老外保镖，黄金荣也算是为国争光了吧。



黄总探长确实也不负众望，每天没日没夜的奔忙，工作干得有条不紊，成绩斐然，上级对他越发满意和信任，以至于后来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的提升，都必须由他提名才行，这一下，他真的是一言九鼎了。

权力和名望达到相当高度后，黄金荣开始大肆收徒。青帮收门生，要按照帮会规矩开香堂，手续很复杂，黄金荣本不是青帮中人，只是冒充，又因为门生收得太多，一切手续就全免了，反正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钱到位，递张门生帖子就行，所以黄金荣的门生众多，保守估计也有两、三千人。从这时候起，大家开始亲切的称他为“黄老板”，黄金荣对此称呼很满意，不像日后的杜月笙，别人尊称他“杜老板”，他总要纠正：“叫我杜先生。”

黄金荣待人处事上远不如成名后的杜月笙。他的徒弟多，对弟子的态度也不同：身价较低的，见面点一下头，算是敷衍；地位高势力大的门生，则要亲近一些，当然越有势力的越亲近。他对客人同样比较势力，这从他敬烟即可看出一斑：普通客人奉以大前门，中等客人奉敬白锡包，上等客人则为茄力克，再高级一些的，就以上好大土供给。只是黄金荣势力强大，别人也没办法和他计较，只能打着哈哈说黄老板处事精明哈哈哈。



数钱数到手抽筋之后，更高的追求自然是睡觉睡到自然醒。工作轻车熟路、势力已然庞大，黄金荣懒得再规规矩矩的按时打卡上下班，他养了一帮“三光码子”作为私人助理，办起案子来更加的如鱼得水。所谓“三光码子”，是老上海对巡捕房“包打听”私下养的助手的一种称呼，干这一行的基本是地痞流氓。二者间的关系类似于帮会里老头子和门生，“三光码子”们凭着黄金荣的金字招牌四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黄金荣则靠他们搜集情报，偶尔碰到上峰限时必破的案子而又破不了或者不方便破，也可以抓他们去冒名顶替。用“主流经济学家”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双方的合作，属于“双赢”。

有了这群助手，黄金荣的日子过得越发潇洒起来。他参股了一家叫“聚宝”的茶楼，每天上午起床后先到那里喝两小时茶，在这期间，手底下的巡捕、助理纷纷前来汇报工作或待命，各大商铺或大户人家如遭遇什么抢劫盗窃敲诈等一般会到此处报案，各路江湖好汉之间有什么纠纷也也常常前来“吃讲茶”。

所谓“吃讲茶”，也叫“斩人头”，意指江湖上发生争执的双方事先约定在某茶楼备下茶或酒，请双方公认的、具有实力和威望的人士居中调停。如果谈判成功，便当场请调停人将红、绿两种茶混在碗中，双方各持茶碗一饮而尽，然后碰杯喝酒，以示了结；若谈判不成，则“吃讲茶”失败，调停者退出，双方约好地方，以刀枪论是非，甚至有性子急的当场便开干，总之要拼个你死我活。结果肯定是战败者让出地盘或财产，赢家通吃。黄金荣的“聚宝茶楼”，自然是“讲茶”圣地，所以他真的很忙。

不过下午就不忙了，例行公事是和几个老赌友玩牌赌博。法租界的大赌场都以他为靠山，定期交保护费，只是黄金荣赌技平平，偏偏爱钱如命，所以只在家里赌，赌得很小，可以算小赌怡情。晚上吃完饭更逍遥，不是去自己开的戏院看戏，就是到自己开的浴室泡澡堂子——演艺圈和洗浴中心里面都有哪些勾当，想来大家比我清楚，不必细说。

但你也不能说黄金荣每天除了吃喝就是泡妞，那岂不成了爱写日记的那位韩局长？黄金荣的敬业在于，吃喝玩乐归吃喝玩乐，但任何时候只要有重要的事情，即使在床上，不管是自己的床还是别人的床，他都允许手下前来报告，并现场办公，往往谈笑间就能把事情摆平。



一旦法国人叫黄金荣去巡捕房，一定是有重大事情需要他处理。有一度法租界烟土劫案多发，导致黑道间火并激增，治安很坏，烟土商损失尤其惨重。法租界是禁烟的，这一点在规章制度上写的明明白白。可惜只是纸上禁，大多数时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毒品暴利，贩卖鸦片自然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上海滩的地痞流氓，眼看着那些做鸦片生意的“土商”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仇富之心油然而生，进而展开均贫富运动，一个字：抢！

“抢土”大致有三种套路：“挠钩”、“套箱”、“硬爬”。 “挠钩”是水上行劫，技术上讲应该归类于今天的海军陆战队。远洋轮船将鸦片烟土运抵上海后，土商为逃避关卡查禁，往往秘密卸货：黄浦江涨潮时分，将烟土一包包抛入水中，借潮水之力，将之冲到江边，自有同伙捞取。抢土者不过是守株待兔，等烟土一到，用挠钩捞上就跑，强行分一杯羹走。

“套箱”属于陆战。那时做烟土生意的商栈，大多秘密设于新开河民国路一带（现新开河南路人民路一带）。商栈运烟土，一般用煤油箱装，抢土者便赶着马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预先准备好的木匣，套上煤油箱，搬上马车扬长而去，潇洒之极。

“硬爬”更等而下之，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简单的拦路抢劫，极为血腥。虽然效率不如前两种，但因为门槛低，故从业者最多。

大家都来抢，如此一来，流血事件不断，土商损失巨大。苦于鸦片生意毕竟见不得阳光，土商只能行贿租界头目，请他们想办法。法国人搞浪漫有一套，干实事不行，责任便落到了黄金荣头上。

黄金荣本身既做鸦片生意，又干抢土勾当，两方面人头都很熟，当即找来各方头面人物协商，最后是众土商拿出一部分利润作为保护费，换得流氓帮派不再抢劫，事情才算了结。

表面上法租界是平静多了，事实上鸦片生意却更加的如火如荼。法国人不管这些，要的就是表面的好看，所以感于黄金荣的忠诚能干，破天荒提拔他为以往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

黄金荣水涨船高，黄公馆自然更加热闹起来，真正是车如流水马如龙，这一下公馆里的人手就显得有些紧张，当家人林桂生便托人给介绍几个佣人，不知怎么也托到了黄振亿。

于是，命运就这么给杜月笙打开了一扇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