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评论] 云南高院法官谈李昌奎案：民意不能替代法官审判

Daphne

       CFP供图

       死刑改死缓的争议，实质是触动了国人传统观念中“杀人必须偿命”的死刑观念。

       免死触动了谁的神经？

       本案李昌奎奸杀19岁少女，又将其年仅3岁的弟弟残忍摔死，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行严重，没有任何人会同情和容忍。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和法官违法之情形下，争议的焦点乃在量刑上。二审云南省高院缘何改判？所给出的理由是，有自首情节、属于邻里纠纷引发，符合宽严相济的死刑政策。

       可民众不买账，一片喊杀，认为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两种对立的意见没有谁对谁错，有的只是观念上的差异、理解不同，它显现出传统“杀人偿命”的观念与现代司法“少杀、慎杀”的理念发生了断裂。

       “杀”，似乎是解决问题最简单的办法，符合传统、符合民意，大快人心。而“不杀”，民间也绝不可任意抹黑司法、妖魔法院、丑化法官。

       面对“杀”与“不杀”，李昌奎案引发的讨论，具有标本性意义，在当代的法治史上，注定会被反复提及。

       法官不能做墙头草

       “生死两重天”，二审法院留下李昌奎的活命，并不代表李昌奎不该杀。如果真杀了，倒也干脆，顺应民意、大快人心。但纵观二审，云南省高院没有任何程序和实体上的瑕疵或错误。如果因为舆论的反对，轻易、草率地说改就改、想变就变，会带来什么后果和影响？需要慎重对待。

       当然，有错必纠。法院不能只顾自己的脸面而坚持错误到底，但如果是迫于民意和外在的压力，说改就改，何谈司法独立？法律权威？“杀”或“不杀”，表面上似乎只要法院迎合民意妥协一下，就可有台阶下，就皆大欢喜。大家都期待司法独立，反对“舆论杀人”，那怎能把自己扮演成正义的法官，任由激愤的情感替代理性，报复的冲动替代中立的审判，杀人的快感替代综合考量？李昌奎一案的处理，不仅是个利弊选择的问题，还需要回归到依法解决的路子上。

       用舆论的方式来判定一个人的生死，是人治赤裸裸的重现。在相互矛盾、波动起伏的民意和稳定的法律规则之间，更应期待法官保持清醒的判断和明白的智慧。中国法治不能这样折腾，法院的判决如果没有证据和事实方面的错误，就不容许随意“翻烧饼”。
健康司法培育健康民意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杰布南先生的一个观点，足以令我们深思和借鉴：

       在法治国家，从来不主张法官根据群众意见或社会的普遍呼声去裁判。如果把群众意见或社会观念作为参照物，法院就会根据同情或义愤，根据政府当时的政策及流行的政治观念，或者专栏作家溃漫、武断的看法修正其判决。如果这样，他们就不能维护法治。在我们的法院，判决是否具有群众性并不是判断法官是否真正履行司法职责的准则。必要的时候，法治必须抵抗公众意见的力量，抵抗对公众意见可能产生影响的人的力量。

     （载自《南方周末》,原文有删改）

       记者手记

       采访药李两案背后

       作为曾采访药家鑫案的记者，在采访这起被称为“赛家鑫”的李昌奎案件时，我深深感受到两起案件的相似之处：一、案发后罪犯家属在赔偿问题上表现不积极；二、受害者家属一再强调判凶手以死刑；三、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的判决让人产生疑问；四、媒体和网络介入使案件暴露在公众视野中……也许，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药家鑫是一位在读大学生，李昌奎案的罪犯与受害者都是中国最底层的农民。

       如今，这两起案件所引申的诸多问题都值得思考。

       首先，对于死刑，是否通过道歉特别是赔偿可免除？在采访药案时，死者张妙的父亲张平选说，若案发之初药的父母在赔礼道歉和民事赔偿上表现积极，他或许会饶恕药家鑫的性命。但事实是在受害者家属的屡次催促要求见面协商民事赔偿的情况下，药的父母却表现冷漠。

       直到事发后近4个月收到法院传票，才临时请求与受害者家属见面、提出赔偿。“我当时也想放他娃一条生路，但他父母的行为无法饶恕。”


       反之，在杭州“70码飙车案”中，正是罪犯家属积极的态度、高额的赔偿赢得了死者家属的谅解，罪犯最后仅以“交通肇事罪”起诉并得到轻判。在一起命案中，是否积极赔偿就能保住罪犯的性命？是否判死刑后，受害者家属就拿不到死亡赔偿金？这显然是值得深思。

       其次，药、李两起案件中，法院的举动是关注焦点。在药案中，西安中院的调查问卷、学生旁听均遭到网友的指责；李案中，云南省高院二审时不请受害者家属到庭，不通知受害者家属结果，授人以柄。法院审判程序公开透明又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最后，药、李两起案件的审判均受到了公众舆论的一定影响。但司法的公正性首先在于其独立性，如何保证司法独立，更需耐心琢磨。

       (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