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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冲突，特别是暴力性医患冲突本来应该属于一种异态，但在我们中国大陆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实在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之所以荒谬不仅在于结果，尤其在于原因。我这里想说一点自己的经历。
2000年以前，我和医院基本上没打过交道，2000年我父亲患癌症病了三年；2007年我母亲心脏病又住院两次，这些往事我现在不想多说。大约是2005年8月份，我左手中指一侧甲沟有些发炎，开始时不很疼后来变得很疼，有人告诉我这是甲沟炎，没事，抹点碘酒就行了。我一想人家都说没事，肯定是没事了。但过了好几天，总不见好。而且越来越不舒服，以致夜间很难睡眠。后来在妹妹的催促下，去了一家三甲医院，人家说来晚了，甲沟炎严重了，需要引流，引流就是切一刀。大夫问我要不要打麻药，我说不知道。大夫想了想还是打吧，就切了一刀。告诉我过两天就好了。结果，没好。又去医院了，大夫说怎么不好呢？还得切一刀，又切一刀。再过两天，还不好，大夫说查查血糖，住院吧。先住了十天院，每次换药都很痛苦，因为要把一个纱布塞进创口，痛苦就痛苦吧，但就是不好。于是大夫纳闷，说可能不是甲沟炎，可能是指头脓肿；还补充说，会传染的。再住十天，天天打吊针，仍然无起色。于是，让去照一个片子。来了一位骨科大夫，说你这应该是骨髓炎，准备切一节手指。我一听，切手指？这是随便可以做的吗？有大夫做我的思想工作说，去掉一节手指，没大碍，这一节手指只占整个手指功能的3%。想来，只是3%，很小的数字，可毕竟是去掉一节手指啊，没办法了，只好向我在央视工作的学生求助。本来是看病，结果找到了央视，怪吗？在美国可能很怪，在中国一点不怪。于是我的学生很费心的联系了积水潭的专家带我去了，专家查看了伤口，问我说没那么严重为什么急着“切”呢？我说不是我急着切，是人家要切我。本来我学生费心，可以让我在积水潭住下的，但看那里的病人都那么重，我就3%手指的问题，真不好意思住。就又回某甲医院了，并且把积水潭的诊断结果告诉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说不用切了。不用切怎么办呢？幸好我妹妹的一个同事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还是一位女士，折腾的比我还惨。最后怎么痊愈的呢？就是另一家医院的一位大夫建议她把患病的手指放在碘伏瓶里浸泡，每次半小时每天四次，两天以后，好了。我的主治医生说你也试试吧。我一试，也好了。前后住院一个月，大约花去一万元.
实话实说，我住院期间是有关系的，后来又找了央视的学生，再加一层关系。大夫对我态度都很好，连医院对我态度都不错，但那过程确实令人比较郁闷。我曾经问大夫说：我究竟是得了甲沟炎还是骨髓炎呢？如果我得的只是甲沟炎，结果在医院变成了骨髓炎，那你们就有责任了，等于是你们把甲沟炎治成了骨髓炎；如果我得的就是骨髓炎，或者手指脓肿，那你们又有责任了，你们硬把它当做甲沟炎来治，这不是误诊吗？幸亏我身体还可以，又有公费医疗，经济上没压力，除去费去一个月时间和受了些痛苦之外，还算可以接受。
由此想到现在普遍存在的程度不同的脱离常态的背后，隐藏着医患冲突七宗罪：
第一，医疗体制行政化。医院是特殊行业，不可以行政化的，但中国体制行政化程度非常严重。医院要分级，而“级”是和拨款与待遇密切相关的；院长、党委书记等一系列领导职务都需要上级任命，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医院财政需要拨款，可以多拨你可以少拨你，基本范围之外弹性空间巨大。所以，其结果是医院不围着病人转，而围着权力机关转，这样的转法从根本上就背离了医院属性、医学属性和人道主义属性。
第二，权钱特权化。行政化的直接与必然后果就是特殊利益集团的特权化。现在中国的公立医院纷纷上马特需病房，把所谓最好的设备、最好的病房、最好的医生都划到这个范围，目的只是为了赚钱，结果却是使本来有限的资源更加紧张，以非常华丽的方式放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你有足够的钱吗？只要你钱多，就可以享受特殊的待遇。只要有权力，连钱都是次要的了。中国人最恨的事情恐怕就是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这种丑恶在中国公立医院也有非常典型的表现。
第三，供需极端化。所谓极端化是供需关系极度失衡。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很快，但医院的发展与之很不适应。病人越来越多，医院增长很慢，在前提性上就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度缺乏。在中国大陆看病基本上就像个自由市场，到处是病人，这样的状况所谓医疗质量基本是空话。
第四，医生工蚁化。因为体制和供需矛盾两大问题，中国的医生主要是一线医生，非常繁忙，非常劳累。有一个主任医师对我说，过去每周平均做两个手术，现在每周一人至少要做8个手术。看病如流水，每人三分钟，三分钟就能把病看好吗？这是用神话的方式处理现实痛苦。我有时去医院陪人看病，找个关系，熟人的眼睛都是直的，为什么？太忙了、精神太紧张了。中国一线医生——我认为可以称为裸医的，即无官、无职、无特殊待遇的医护人员，如果不能改变又累又穷的状况，医患冲突很难获得内在性解决的根据。
第五，分配畸形化。大陆人没有不知道医药倒挂的，医药倒挂说白了就是以药养医。因为国家财政投入不够，又因为有体制上的限制，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的进入；又因为政策上的不成熟，影响了外资医疗机构的充分发展。医院没钱，就在药上想办法，大夫收入低，也在药上想办法。那还是好的呢，还是按潜规则办事的呢，更坏的就是收红包了。我不想替医护人员过多的说话，但即使是我和我家庭的医疗经历，也并没有让我特别憎恨具体的医护人员，我由衷的同意我的朋友熊培云的一句话，他多次告诉我：可以不相信媒体，但不可以不相信媒体人。我把它套过来：可以不相信医疗体制，但不可以不相信医护人员。
第六，病人试品化。外国的情况不知道，中国的情形是病人一进医院，你就是一个试验品了，起码你已经不是人了。没有人来关心你的心情，没有人来关心你的心理，当然也没有人关心你的感受。过去连怎么给你治疗都不是你个人说了算，而是由家属说了算，也就是说你选择哪种治疗方案已经跟你没关系了，这很不人道。后来我看了陈燕妮写的《告诉你一个真美国》，那上讲了美国病人的权力与待遇，真让我大开眼界。如果她写的都是真的——我相信是真的，那么美国病人的正面感受如果可以打90分，大陆病人的感受大约只有19分。我说这话，绝不夸张。
第七，家属的困兽化。最无助的往往是病人，更痛苦的却常常是家属。家属不但要承受情感上的痛苦，还要承受巨大的体力付出。中国的护士是不管病人的生活起居的，这个归护工，护工又由公司管，一般人雇不起护工。病人不能自理，只能由家属承担。我见过一些病友的家属，天天晚上睡在四个小方凳上，一睡就是两个月。这且不算，还有钱的压力，没钱，别治病；钱少，别治病。种种压力放在一起，病人家属已经成为困兽。07年我母亲住院时，病重进了重症监护室，大夫郑重对我说，这里需要安静，家属不得陪住。但因为病人情绪烦躁，夜里3点钟，医院打电话说赶快来，你母亲情绪烦躁你们自己来陪护。闹了几天，我曾多次向他们说明初次发病时也曾有这种情况，天坛医院主治医生用了一点镇静剂就好了。但这家医院的主治大夫坚决不听，忽一天早晨告诉我说转院吧，我说去哪里，他说安定医院。我母亲只是心脏病，为什么去安定医院？我当时真心认为那医院有了神经病，后来转到天坛医院打一点药，好了。
记得在我母亲住院时，有一天我站在医院的三楼上，面对窗外的濛濛细雨，一种人生如此无趣的绝望情绪，在头脑中一闪而过。我知道，中国比我困难、比我焦灼的病人家属何止千千万万。
酿成这七宗罪的关键是体制。鲁迅先生曾解说“但是”这个词，他说多么好的东西一添上“但是”就会变坏；多么坏的东西一添上“但是”就会变好。我想说：体制如不改变，一切美好愿望都会被“但是”所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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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1-10-3 08: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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